首届财富国际科技头脑风暴大会于2017年12月5日至6日在广州举行，这是科技头脑风暴大会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地区举行，汇聚了全世界创新经济领域的领导者。
中国要进行医疗改革，科技将在促成全民整体医疗的发展和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政府的新一轮努力将使医疗产业成为重要的创新领域，进行颠覆性创新和跨国协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目前是亚洲最大的新药开发国，将在医疗数据采集和应用领域领先世界。
在大会《巨头出世：中国的医疗产业》论坛中，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梁颖宇、广州医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Quan Capital 执行董事巫荟、华大基因首席执行官尹烨与主持人克利夫顿·利夫（《财富》杂志主编）深入探讨了中国医疗新革命和新趋势背后的推动力和初步机遇。
华大基因首席执行官尹烨表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未来二十三年平均寿命接近100岁是非常有希望的，当然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老龄化带来的承载负担和环境生态圈如何保持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发展，这是一个综合性命题，我们不能把更多的钱和经历放在人生最后那一年，我们应该关心的是正常的时候怎么样健康。
以下为论坛实录：
克利夫顿·利夫：李先生，我们之前谈到了政府的能力，怎么样从制药业的角度重新考虑自己的监管，这也是非常创新的角度，怎么样把这些药物推向市场，你觉得现在这个状况有所改进吗？或者看到什么机会？
李楚源：现在大家对医疗的未来，中国的市场非常关注，我们中国提出健康中国，实施大健康计划，广州是医药健康市场最主要的一个城市，我们提出IAV计划，这一块给全球的企业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关于医疗的未来，我有一个观点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生命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哲学。现在世界上提倡精准医疗，生物医药发展也特别快。广药集团是广州本土企业，也是中国最大的制药企业。我们15年前借助生物医药，研发的狂犬疫苗在世界上领先，国家标准也是我们制定的，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向医疗型的乙肝疫苗到新型肿瘤药的研发，生命科学是医疗的未来。当然生命是很复杂的，我更提倡生命除了科学，还有生命的哲学。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健康是从养生、保健、治疗到康复而来，中国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是我们中国的国粹，我们提倡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中医药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特色，我们提倡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科普化等等，中医药在养生、保健、医疗疑难杂症和康复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所以生命是一个体系，我们要有很好的药，我们要提倡治未病，人要保持在健康状态，不要生病，这也是一个生命的哲学。所以我们提倡生命科学和生命哲学相结合。
克利夫顿·利夫：说得很好。的确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往后退一步看一下，科学技术发展如此之快，这些技术发展出来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让人们快乐、健康地活着，而不是最终生命结束的时候要花很多人力物力来照顾你，我们希望有高品质的生活。的确，有的时候我们会犯了错误，在临死的时候花很多钱让人们插很多管子活着，但是价值并不大。现在我们已经有2.3亿超过60岁的老龄化人口，已经是整个法国人口的总数了，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医保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从基因的角度你是怎么看待老龄化人口？
尹烨：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物种，人人类登陆这个地球之前已经发生过5次大灭绝，所以现在很大的一个命题就是我们人类有没有可能得过第6次的大灭绝，因为我们把这个地球搞得太乱了。现在我们的确有很大的进步，首先是疫苗，产生是抗生素，无菌室手术，中国1949年平均寿命只有39岁，今天中国平均寿命是76岁，我们整整翻译1倍，而广州、深圳这样的地区寿命预期达到83岁，香港最高，香港平均寿命现在达到了86岁，这得益于一些急救技术做得非常好。也有人会说，人类终极寿命到底在哪里？哥德尔曾经说过人类在2020年会得到永生。如果用哺乳动物寿命生长期的5到7倍来计算的话，人类极限寿命在应该在100—175岁期间，所以在吉尼斯世界当中大家不会看到过太多120岁的人。如果我们可以把基因这几个事情搞清楚，比如出生缺陷、肿瘤、感染、心脑血管疾病，这几件事情综合考虑的话，我觉得人类未来二十三年平均寿命接近100岁非常有希望。当然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老龄化带来的承载负担和环境生态圈如何保持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发展，这就变成一个综合性命题。另外刚才利夫讲得很对，我们不能把更多的钱和经历放在人生最后那一年，我们应该关心的是正常的时候怎么样健康。我们华大人经常会开玩笑说，首先身体好、生活好，最后才能工作好，每一个人应该生得优，出生缺陷不要有，然后病得少、饮食要对、运动要勤、活得要长，如果真的要死的话，还是死得快一点比较好，不要说死个一年才死。
克利夫顿·利夫：在死之前，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医保革命，动机是什么？就是为了活得更长吗？从传统来说，西方国家也在进行探索。
梁颖宇：我们认为可能认为要花3到40亿才能在美国开发一个药，而且在中国成本也是会比较高，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所以在中国我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各地很多跨国企业在中国联合开发药物。我觉得我们不仅仅要看药物，在美国也是一样，也有很多的医保成本问题，研究奥巴马的医改措施，包括医疗器械，现在在中国研发医疗器械的成本会更低。有趣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技术以及研发能力的确很快迎头赶上其他国家了，所以我们投资了1家企业，他们是唯一一家企业能够开发波拉德的疫苗在中国，在全球也是第三家。很有意思的一点，其他两个产品莫克和GSK都需要在零下80度的条件下进行储存，而中国开发的疫苗只需要普通温度就可以了。如果你考虑一下非洲，他没有零下80度的储存环境。如果你考虑一下这个进口产品设备本身是2500万美元，如果是2年就要乘以2倍，而中国的这个费用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中国有250万死亡的孩子，不可能每年支付2500万美元来应用这个设备。所以我们不仅为中国来开发产品，也为发达国家以及全球来开发产品。
克利夫顿·利夫：你是唯一一个医学博士，同时也是创业家，你学到了什么呢？因为你也创立了一家药物公司，你觉得在中国高校的成果是怎么看待的？
克利夫顿·利夫：我们看到全球都有一些跨境的合作，世界的资金在流通，技术也在流通，作为投资者来说，你们的投资领域应该也从中国到美国往外扩展。
梁颖宇：年初的时候我们在美国有一个VC基金，在波士顿和西雅图也有我们的VC基金，中国公司变得非常成熟，在中国有执照，在美国也做了很多的合作， 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跨国投资，这些公司都有一些科技顾问，一些非常著名的美国医院和医生跟我们公司一起合作。
克利夫顿·利夫：Quan Capital也有投资卵巢癌症方面的药物是吗？
巫芸：这个药物是跟美国公司合作的，希望能够开拓中国的市场，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帮助中国卵巢癌癌症患者得到一些治疗，我希望赛拉可以在中国医疗开拓上有所领先。
克利夫顿·利夫：非常感谢你们，将来希望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谈。（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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