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时代下，美国“再工业化”机遇与挑战并存

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吹响了“再工业化3.0”号角，推出自罗斯福新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共投资计划，重点出台了《美国救援计划》（ARP）、《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IIJA）、《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和《通胀削减法案》（IRA）四大法案。“再工业化”主题相关投资计划合计约1.2万亿美元，计划于未来5-10年内投放，支出高峰或在2024-2027年。

如何理解拜登的“再工业化”愿景？首先，拜登的“再工业化”传承了奥巴马时代的目标，且在当下已成两党共识；其次，新冠冲击强化了拜登政府对基建以及产业链安全的关注；最后，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重振制造业的紧迫性更强。

迄今为止，拜登“再工业化”的成效初步表现在：1）制造业就业快速恢复，并超过新冠疫情前水平；2）商品需求驱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回升，经济结构有所优化；3）非住宅类营建投资大幅增长，主要受基建领域以及计算机、电子和电气行业拉动；4）美国上市企业资本开支（CAPEX）大幅增长；5）美国制造业FDI加速流入等。

过去十年美国重振制造业的进展有限，原因是多方面的——商品相对于服务的消费需求下滑、产业政策缺乏连贯性、劳动力成本劣势、以及美元升值的负面影响等。对比来看，我们认为拜登时代下，美国“再工业化”成功的概率更高：1）当前美国基建及制造业投资周期恰逢上升期，这可能强化再工业化政策的效果。2）发展高端制造业可能帮助打破商品需求瓶颈。2021-2022年美国商品尤其耐用品消费占比明显提升。未来美国及全球的新能源车、半导体等高端制造需求增长空间较大。3）拜登政府的“地方导向型”（place-based）产业政策具有开创性、或更科学。此外，拜登政府在实施大规模财政政策与大力度产业政策时更显魄力。4）美国劳动力质量在高端制造比拼中更显优势。这部分得益于奥巴马时代以来相关人才的累积。5）美国制造业综合成本在纳入经济安全考量（尤其能源安全、产业链风险等）后，可能更具备优势。

美国“再工业化”的固有挑战。第一，自动化、人工智能背景下，发展高端制造或难挽救美国制造业就业的流失。第二，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仍可能受制于美国政体。如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大选落败，拜登的产业政策未必能被落实。第三，来自非美地区的制造业竞争仍在加剧。中国制造业综合实力不断上升，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在推进“再工业化”，除中国外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可能加入竞争。第四，强势美元仍可能持续削弱美国制造业出口。（财富中文网）

作者钟正生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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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兰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