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价的变动，到底是“由我”还是“由天”？

近来有句潮语，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表明了年轻人希望扼住自己命运咽喉的美好愿望。这个愿望到底能否实现则另当别论，不过这个口号用来励志还是不错的。今年以来中国内地市场煤价的飞涨与一周来的快速腰斩，也引发了行业对于煤价到底由谁决定的疑问。

今年以来煤价的快速上涨与过大的涨幅，引发了以煤电为主且属于管制价格的电源企业在亏损压力下的变相怠工所导致的大面积拉闸限电以及取暖用煤的紧张问题。前者在监管部门增加煤炭产能及提升电价的综合措施之下得以迅速缓解，后者也以制度优势很快得到了必要的保障。不过，近日在国家发改委对外公布电厂存煤突破1亿吨且存煤水平将进一步上升的同时，动力煤却跌穿千元并较一周前发生了腰斩。动力煤价格短期内的大幅涨跌，着实犹如坐了一趟过山车。

内地煤价如此快速大幅涨跌，煤价变动到底是由什么因素决定和发生影响的？对于煤企而言，煤价的变动，到底是“由我”还是“由天”，确实成了一个问题。

按照常识而言，煤价应该是由煤炭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这也是各方面阐释前段时间煤价高企与大幅上涨的主要说法，比如国内煤炭市场供应短缺、澳煤进口减少等等。但是事实上，国内煤炭产能长期以来是过剩的，澳煤进口绕道多个国家并披着各色马甲进入内地市场的总量并未实质性减少，但国内的煤炭供应却确实发生了市场失衡，并引发了长期以来电力装机规模绝对过剩之下的电力供应短缺问题。这不但影响了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甚至还引发了对居民冬季取暖用煤安全的担忧。

回顾此轮煤炭市场由过剩到紧缺、再到动力煤价格一周腰斩的转换与变化过程，可以发现市场的持续后退以及有形之手的持续进击，才是引发和扰动此轮煤炭行业周期的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必然是过剩经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在推动我国煤炭业产能快速与大幅提升的同时，也让煤炭行业迅速聚集的过剩产能迫使成本较高的国有煤企陷入普遍亏损与经营困难的境地。上一轮供给侧改革中随着国有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和对于煤炭行业的整合，以过剩产能的去化推动煤价上升来改善国有煤企的经营状况，就成为解决国有煤企困境最为简单易行的办法，而超产入刑更让煤企的去产能在执行层面更加落地有声。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脱离行业需求的旨在改善煤企经营的努力却导致了煤炭产能整体过剩情况下的供应短缺与煤价的大幅上涨，以至于威胁到了电煤供应和取暖用煤安全的地步。

而随后的对于此轮煤价大幅上涨与供应紧张的治理措施，同样也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是监管层乃至决策层纷纷表态要求煤企增产保供，甚至国资委也从提升政治站位的角度要求煤企顾全大局增产保供，另一方面发改委在释放国家煤炭储备库存以平抑市场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布诸如电煤库存信息来影响市场预期以推动煤价的下行，以至于一周时间就让动力煤价格跌破千元并发生了腰斩。

由此看来，决定此轮煤炭市场快速逆转，让煤价坐上过山车的主要原因并非市场因素，有形之手的力量才是主导因素。

实际上，在一个国有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行政权力取代价格以及基于价格引导作用的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是必然的。在这类行业中，即使依然存在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价格表象，但是市场供求关系在很大上是决定于行政权力的。而中国内地的煤炭行业近些年来正是一个国有经济占比和国有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行业，电力行业中的电源企业与输配电企业也同样如此。这两个相关的上下游行业非常完美地诠释了由市场化的改革开放造就的全面过剩状态，如何快速转变为全面短缺以至于有形之手不得不强力干预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发生的基本面与逻辑基础，就是这两个行业近些年来国有化程度的快速提升及其引发的这两个行业的快速逆市场现象。

国有化程度的提升，确实能够让按某些行业更听行政权力的指挥，并形成某种所谓的体制优势和制度优势，但是国有化程度提升带来的逆市场化，必然导致行业活力的逐渐下降与生产效率内在提升动力的丧失。而与之伴随而来的行政权力的强化与泛化，除了加大产业与社会运行成本之外，也自然提高了腐败的可能。

如果有人不愿意承认国有化程度的提高就必然意味着逆市场的问题，不过有形之手介入的程度本身，就是逆市场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只需要看看此轮煤价过山车，是否由有形之手造成的即可。

匈牙利诺奖经济学家科尔内的学术成就之一，就是证明了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而中国内地市场煤炭行业与电力行业近年来由过剩到短缺的这一轮真实的市场循环，再一次对这一经济学学说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事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