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打开
诺奖得主:硅谷银行崩溃前就已死亡

诺奖得主:硅谷银行崩溃前就已死亡

Shawn Tully 2023-03-18
道格拉斯·戴蒙德在采访中表示,虽然美联储的政策产生了影响,但这并非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2022年10月10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戴蒙德在家中门廊拍摄肖像照。图片来源:JIM VONDRUSKA—REUTERS

多数人对于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的突然倒闭感到震惊和困惑。作为美国第16大贷款机构,硅谷银行最近还能够像它所服务的科技初创公司一样维持增长,为什么它的倒闭如此迅速和猛烈?

硅谷银行的倒闭是其自身特有的糟糕经营策略的后果,还是因为美联储的大幅加息政策?美联储加息导致许多银行的投资贬值,令其他中等规模贷款机构陷入危机。如果硅谷银行因为管理不善而倒闭,为什么美联储和加州的银行业监管部门却眼睁睁地看着它如同失控的列车一样在轨道上左右摇摆,而没有要求驾驶员在列车脱轨之前踩刹车?

有一名专家可以用直白的语言,来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的本质。他就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2022年,他和研究合作伙伴、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 Dybig)以及美联储的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共同获得202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戴蒙德与迪布维格荣获诺贝尔奖的联合研究认为,银行本身是脆弱的,容易受到“挤兑”冲击,因为当客户大量提款时,贷款机构可能不得不以低价出售本来应该在到期后全额偿付的债券或贷款。因此,毫无必要的恐慌情绪可能摧毁一家健康的银行。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强调,完善的监管和审慎的管理能够大大分散贷款和投资组合的风险,再加上合理的客户结构,这是提振客户信心的关键,可以帮助美国的银行摆脱危险。

2022年10月,刚获奖不久的戴蒙德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美联储以残酷的、史无前例的速度加息。很多公司和银行曾经相信,多年来保持净零水平的通胀调整后的收益率会持续数年,而现在,这些公司和银行正在遭受债券投资组合严重亏损。

我们针对硅谷银行倒闭,对戴蒙德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采访。戴蒙德在采访中指出,虽然美联储的政策产生了影响,但这并非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硅谷银行也没有遭遇常见的“稳健经营的银行被挤兑毁掉”的情景。相反,硅谷银行无论资产还是负债方面的政策都很糟糕。戴蒙德认为,硅谷银行能够作为一个案例,用于研究在美联储大幅加息的背景下,为什么为支持危险扩张所执行的不稳定的结构会带来可怕的风险,而谨慎经营的银行却可以避免风险。

银行的运行机制,以及硅谷银行如何打破固有模式

戴蒙德介绍了银行维持客户信任和免受挤兑冲击的标准方法。他解释称:“获得诺贝尔委员会认可的论文解释了银行应该如何设置经营架构。在资产方面,银行向不同类型的个人和企业客户发放贷款。理想情况下,银行通过多样化配置能够创建安全资产,避免高风险资产。如果银行拥有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只要储户不在同一天需要取款,这种多样化配置就使银行可以有效利用其持有的现金和流动资产。”

他表示,在负债方面,关键是银行要服务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储户。拥有大量零售客户对银行来说是好事。当国债利率上涨时,零售客户不太可能像企业客户一样,为获得额外收益而取出所有储蓄或清空货币市场账户。

戴蒙德指出,关键是要理解两类投资在硅谷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扮演的角色。

第一类投资是可出售证券(Available for Sale),简称“AFS”。AFS包括银行交易账户中能够随时出售的证券。所有AFS类债券必须在每个季度末“按市值计价”。如果银行在去年早些时候收益率极低时买入并持有美国国债,之后利率上浮,这些债券的价格大幅下跌,会影响银行的资本状况。

第二类投资是持有至到期投资(Held to Maturity),简称HTM。该类投资包括固定收益证券,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中持有这些证券,直至它们以票面价值被赎回为止。银行可以每个季度一次在AFS和HTM类别之间进行切换。如果银行需要补充资本,就能够将债券从长期持有转移到交易账户。但如果银行转让产生未实现损失的HTM证券,这虽然会提高流动性,却会对银行的账面价值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就是硅谷银行在破产前所面临的困境。

2022年年底,硅谷银行的AFS投资规模为260亿美元,基本都是美股国债以及主要由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等政府赞助企业发行的“机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

戴蒙德指出,这些AFS债券均具有高流动性;银行可以轻松按照市场价格出售,并且如果银行快速抛售债券,就能够避免减值风险。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还包括910亿美元HTM债券,其中90%是机构发行抵押贷款担保证券,这些债券同样从活跃兴旺的市场中受益匪浅。硅谷银行的740亿美元信贷组合高度集中,主要是向科技初创公司及其创始人和管理者发放的贷款。这些公司和硅谷名人也是他们的主要储户。事实上,据媒体报道,硅谷银行经常在其贷款协议中要求借款人将存款存在该银行。

硅谷银行的投资与用来投资的存款不匹配

截至3月中旬,硅谷银行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出售的AFS债券,收益率只有1.79%。显然,该银行在2022年春利率开始大幅上调之前买入了大多数证券。AFS投资组合的平均期限长达3.6年。2022年年底,约90%的HTM贷款期限超过10年,而这些基础投资组合的回报率只有1.63%。显然,硅谷银行早在利率大幅上调之前买入了大部分HTM债券。在扣除信贷损失拨备后,硅谷银行的贷款组合回报率远低于4%。

戴蒙德表示:“硅谷银行的投资都是长期投资,收益率极低。他们肯定认为,只要储户一直将资金存在该银行,就会一切正常,而且他们一直接受支票账户零利率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1%的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可以持有债券直至到期,并获得债券的全部价值。” 例如,硅谷银行希望五年期国债比一年期国债额外获得0.5%的收益率。

显然,这种“脱离收益率曲线”的策略是错误的。2022年,危机来临。与一年前购买的国债相比,这一年,五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低于1%,到秋天提高到4.5%左右。突然之间,硅谷银行不得不为其储蓄账户支付4.5%的利息,这是其一年前提供的利息。

在2022年中期之前,硅谷银行的存款基础似乎非常稳定。不仅新客户快速增长,而且其现有客户继续将资金存在该银行。但当利率大幅上涨时,为了追求国债的高收益率,储户选择提取存在硅谷银行支票和货币市场的数十亿美元存款。2022年,硅谷银行的存款减少8%,今年1月和2月,储户流失速度加快。

3月8日,硅谷银行发布一份8K文件称,该银行已经出售了全部AFS债券,用于募集资金和向提款的客户支付存款,并试图通过发行价值12.5亿美元的股票补充资金。出售AFS债券募集的款项为210亿美元,导致该银行税前损失约24亿美元,亏损幅度为11%。

戴蒙德认为,硅谷银行存在两个咎由自取的根本问题。首先是债券贬值。其债券的期限比存款基础的期限更长,而且与摩根大通或美国银行的存款相比,硅谷银行的存款基础并不稳定。戴蒙德说:“利率上涨对其债券造成了冲击,削减了该银行的资本。他们不得不减记AFS债券,无论通过出售或其他方式。银行管理层声称减价出售这些债券,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债券具有高流动性。硅谷银行紧急出售这些债券并没有任何折扣。”因此,他表示,硅谷银行的情况并不像传统的灾难情境,即存款流失迫使银行以极低的价格抛售难以出售的资产。

戴蒙德指出,早在硅谷银行的8K文件引发挤兑之前,它就已经濒临资不抵债,即将破产。他说道:“随着该银行的‘募资’成本,即需要支付的存款利息,持续上涨至4%甚至更高,银行为了留住客户,不得不支付更高利息。但作为银行收入来源的债券组合,回报率却低于2%。简而言之,资产产生的收益低于2%,但需要支付的负债却达到5%。”收入和支出的利息赤字,意味着硅谷银行注定要承受巨额营业损失。

为了弥补损失,硅谷银行需要将期限更长的HTM证券转移到交易账户,以募集现金。而这样做只会对其资本状况造成更大影响。在8K文件的脚注中,硅谷银行指出,如果将HTM证券按市值计价,价格调整就会彻底清空其账面资本。戴蒙德称:“低利率的长期债券向下调整幅度,甚至会超过AFS类三年至五年期债券。”即使硅谷银行能够持有HTM组合至期满,营业损失最终也会导致该银行无力偿债。戴蒙德表示:“这家银行似乎在崩溃之前就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

令戴蒙德震惊的另外一点是,虽然硅谷银行特别容易因为利率上涨受到冲击,但面对债券收益率最终会从历史低点上涨这一显而易见的风险,它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抵消措施。在摩根大通等经营状况良好的机构,普遍会进行利率对冲。

硅谷银行未能实现存款基础多样化,增加了挤兑风险

戴蒙德认为,硅谷银行不仅未能将投资期限与储户瞬息万变的需求相匹配,还违反了银行稳健经营的第二条铁律:吸引多样化的客户。他指出,在硅谷银行,用于平衡硅谷初创公司及其富有的创始人的零售客户,所占的比例极小。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会计学教授薇薇安·方说:“有媒体报道,硅谷银行会寻找那些计划进行新一轮风投融资的公司,为他们提供大额贷款。这是该银行业务飞速增长的原因。”戴蒙德表示:“切记,资金流出长达六个月。这些流失的客户既不是程序员,也不是老师。他们都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他们的存款几乎都是大额存款。”而首席财务官们比普通客户,更快从支票账户中提款,以追求国债的高收益。

一天内被提取的存款高达惊人的480亿美元。戴蒙德惊叹道:”这是史上规模最快的银行挤兑。硅谷社区的客户口口相传。当彼得·蒂尔和初创公司孵化机构Y-Combinator建议人们赶紧取钱的时候,就会迅速发生挤兑,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面对危机蔓延,戴蒙德担心宽松的监管和美联储超级粗暴的政策

当然,大多数中等规模银行并不存在导致硅谷银行倒闭的资金错配风险,以及押注单一类别客户的经营策略。戴蒙德依旧担心,美联储对区域银行的监管过于宽松,不足以避免未来的危机。

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通过之后的几年间,美联储对中等规模贷款机构与富国银行或花旗集团等一视同仁,执行严格的年度压力测试。但在2018年,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成功通过了一项放松监管法案,大幅减少了对区域银行进行压力测试的频率和严格程度。

“我从最新的压力测试中发现,美联储评估了银行在利率从0%到2%的表现,它似乎认为利率不会超过2%。因此,几乎所有银行都通过了测试。但测试的标准区间应该是0%至7%。”(硅谷银行被免于参加2021年的最新压力测试,因为其资产规模依旧低于规定水平。2022年,虽然其资产规模超过了规定水平,但硅谷银行仍然未被安排测试。)

戴蒙德感到意外的是,硅谷银行客户的单一结构和不安情绪,以及该银行持有低收益长期债券的策略等警告信号,却没有引起美联储和加利福尼亚州金融保护与创新部(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的重视。

显然,美联储未来需要假设更高利率水平,预测中等规模银行的未来前景,而这种调整将要求贷款机构持有更多资本。由于对AFS证券按市值计价已经导致银行股价下跌,可以想象,区域性银行将不得不通过发行股票来恢复资本规模。反过来,银行宣布需要出售股份,可能引发储户退出。

当然,正是美联储超级粗暴的政策,令银行陷入这种困难境地。戴蒙德表示:“随着美联储在一年内将利率从1%提高到5%,它所产生的系统性问题不足为奇。在荣获诺贝尔奖后的发言中,我主要讨论了快速加息将如何对公司造成伤害。但过快加息也会给银行造成严重伤害。”戴蒙德认为,美联储需要“更缓慢、更慎重的”加息,以便于在类似于硅谷银行危机的情况冲击整个银行系统之前先发制人。

按照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说法,道格拉斯·戴蒙德荣获诺贝尔奖的原因是,他提供的“洞察为现代银行业监管奠定了基础”。戴蒙德在研究中高度推崇完善的管理和监管,他认为这是保证银行安全的关键。但他认为在硅谷银行危机中缺少了这两点。

一旦银行偏离戴蒙德的模式,就会陷入困境。我们只能希望硅谷银行倒闭是个例,希望美联储残酷的加息和疲软的监管,不会导致银行业持续暴雷,在美国经济濒临衰退的时刻扰乱美国信用市场。(财富中文网)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2022年10月10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戴蒙德在家中门廊拍摄肖像照。

多数人对于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的突然倒闭感到震惊和困惑。作为美国第16大贷款机构,硅谷银行最近还能够像它所服务的科技初创公司一样维持增长,为什么它的倒闭如此迅速和猛烈?

硅谷银行的倒闭是其自身特有的糟糕经营策略的后果,还是因为美联储的大幅加息政策?美联储加息导致许多银行的投资贬值,令其他中等规模贷款机构陷入危机。如果硅谷银行因为管理不善而倒闭,为什么美联储和加州的银行业监管部门却眼睁睁地看着它如同失控的列车一样在轨道上左右摇摆,而没有要求驾驶员在列车脱轨之前踩刹车?

有一名专家可以用直白的语言,来让我们理解这件事情的本质。他就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2022年,他和研究合作伙伴、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 Dybig)以及美联储的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共同获得202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戴蒙德与迪布维格荣获诺贝尔奖的联合研究认为,银行本身是脆弱的,容易受到“挤兑”冲击,因为当客户大量提款时,贷款机构可能不得不以低价出售本来应该在到期后全额偿付的债券或贷款。因此,毫无必要的恐慌情绪可能摧毁一家健康的银行。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强调,完善的监管和审慎的管理能够大大分散贷款和投资组合的风险,再加上合理的客户结构,这是提振客户信心的关键,可以帮助美国的银行摆脱危险。

2022年10月,刚获奖不久的戴蒙德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表示,美联储以残酷的、史无前例的速度加息。很多公司和银行曾经相信,多年来保持净零水平的通胀调整后的收益率会持续数年,而现在,这些公司和银行正在遭受债券投资组合严重亏损。

我们针对硅谷银行倒闭,对戴蒙德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采访。戴蒙德在采访中指出,虽然美联储的政策产生了影响,但这并非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硅谷银行也没有遭遇常见的“稳健经营的银行被挤兑毁掉”的情景。相反,硅谷银行无论资产还是负债方面的政策都很糟糕。戴蒙德认为,硅谷银行能够作为一个案例,用于研究在美联储大幅加息的背景下,为什么为支持危险扩张所执行的不稳定的结构会带来可怕的风险,而谨慎经营的银行却可以避免风险。

银行的运行机制,以及硅谷银行如何打破固有模式

戴蒙德介绍了银行维持客户信任和免受挤兑冲击的标准方法。他解释称:“获得诺贝尔委员会认可的论文解释了银行应该如何设置经营架构。在资产方面,银行向不同类型的个人和企业客户发放贷款。理想情况下,银行通过多样化配置能够创建安全资产,避免高风险资产。如果银行拥有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只要储户不在同一天需要取款,这种多样化配置就使银行可以有效利用其持有的现金和流动资产。”

他表示,在负债方面,关键是银行要服务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储户。拥有大量零售客户对银行来说是好事。当国债利率上涨时,零售客户不太可能像企业客户一样,为获得额外收益而取出所有储蓄或清空货币市场账户。

戴蒙德指出,关键是要理解两类投资在硅谷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扮演的角色。

第一类投资是可出售证券(Available for Sale),简称“AFS”。AFS包括银行交易账户中能够随时出售的证券。所有AFS类债券必须在每个季度末“按市值计价”。如果银行在去年早些时候收益率极低时买入并持有美国国债,之后利率上浮,这些债券的价格大幅下跌,会影响银行的资本状况。

第二类投资是持有至到期投资(Held to Maturity),简称HTM。该类投资包括固定收益证券,银行在资产负债表中持有这些证券,直至它们以票面价值被赎回为止。银行可以每个季度一次在AFS和HTM类别之间进行切换。如果银行需要补充资本,就能够将债券从长期持有转移到交易账户。但如果银行转让产生未实现损失的HTM证券,这虽然会提高流动性,却会对银行的账面价值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就是硅谷银行在破产前所面临的困境。

2022年年底,硅谷银行的AFS投资规模为260亿美元,基本都是美股国债以及主要由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等政府赞助企业发行的“机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

戴蒙德指出,这些AFS债券均具有高流动性;银行可以轻松按照市场价格出售,并且如果银行快速抛售债券,就能够避免减值风险。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还包括910亿美元HTM债券,其中90%是机构发行抵押贷款担保证券,这些债券同样从活跃兴旺的市场中受益匪浅。硅谷银行的740亿美元信贷组合高度集中,主要是向科技初创公司及其创始人和管理者发放的贷款。这些公司和硅谷名人也是他们的主要储户。事实上,据媒体报道,硅谷银行经常在其贷款协议中要求借款人将存款存在该银行。

硅谷银行的投资与用来投资的存款不匹配

截至3月中旬,硅谷银行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出售的AFS债券,收益率只有1.79%。显然,该银行在2022年春利率开始大幅上调之前买入了大多数证券。AFS投资组合的平均期限长达3.6年。2022年年底,约90%的HTM贷款期限超过10年,而这些基础投资组合的回报率只有1.63%。显然,硅谷银行早在利率大幅上调之前买入了大部分HTM债券。在扣除信贷损失拨备后,硅谷银行的贷款组合回报率远低于4%。

戴蒙德表示:“硅谷银行的投资都是长期投资,收益率极低。他们肯定认为,只要储户一直将资金存在该银行,就会一切正常,而且他们一直接受支票账户零利率和货币市场基金低于-1%的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可以持有债券直至到期,并获得债券的全部价值。” 例如,硅谷银行希望五年期国债比一年期国债额外获得0.5%的收益率。

显然,这种“脱离收益率曲线”的策略是错误的。2022年,危机来临。与一年前购买的国债相比,这一年,五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低于1%,到秋天提高到4.5%左右。突然之间,硅谷银行不得不为其储蓄账户支付4.5%的利息,这是其一年前提供的利息。

在2022年中期之前,硅谷银行的存款基础似乎非常稳定。不仅新客户快速增长,而且其现有客户继续将资金存在该银行。但当利率大幅上涨时,为了追求国债的高收益率,储户选择提取存在硅谷银行支票和货币市场的数十亿美元存款。2022年,硅谷银行的存款减少8%,今年1月和2月,储户流失速度加快。

3月8日,硅谷银行发布一份8K文件称,该银行已经出售了全部AFS债券,用于募集资金和向提款的客户支付存款,并试图通过发行价值12.5亿美元的股票补充资金。出售AFS债券募集的款项为210亿美元,导致该银行税前损失约24亿美元,亏损幅度为11%。

戴蒙德认为,硅谷银行存在两个咎由自取的根本问题。首先是债券贬值。其债券的期限比存款基础的期限更长,而且与摩根大通或美国银行的存款相比,硅谷银行的存款基础并不稳定。戴蒙德说:“利率上涨对其债券造成了冲击,削减了该银行的资本。他们不得不减记AFS债券,无论通过出售或其他方式。银行管理层声称减价出售这些债券,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债券具有高流动性。硅谷银行紧急出售这些债券并没有任何折扣。”因此,他表示,硅谷银行的情况并不像传统的灾难情境,即存款流失迫使银行以极低的价格抛售难以出售的资产。

戴蒙德指出,早在硅谷银行的8K文件引发挤兑之前,它就已经濒临资不抵债,即将破产。他说道:“随着该银行的‘募资’成本,即需要支付的存款利息,持续上涨至4%甚至更高,银行为了留住客户,不得不支付更高利息。但作为银行收入来源的债券组合,回报率却低于2%。简而言之,资产产生的收益低于2%,但需要支付的负债却达到5%。”收入和支出的利息赤字,意味着硅谷银行注定要承受巨额营业损失。

为了弥补损失,硅谷银行需要将期限更长的HTM证券转移到交易账户,以募集现金。而这样做只会对其资本状况造成更大影响。在8K文件的脚注中,硅谷银行指出,如果将HTM证券按市值计价,价格调整就会彻底清空其账面资本。戴蒙德称:“低利率的长期债券向下调整幅度,甚至会超过AFS类三年至五年期债券。”即使硅谷银行能够持有HTM组合至期满,营业损失最终也会导致该银行无力偿债。戴蒙德表示:“这家银行似乎在崩溃之前就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

令戴蒙德震惊的另外一点是,虽然硅谷银行特别容易因为利率上涨受到冲击,但面对债券收益率最终会从历史低点上涨这一显而易见的风险,它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抵消措施。在摩根大通等经营状况良好的机构,普遍会进行利率对冲。

硅谷银行未能实现存款基础多样化,增加了挤兑风险

戴蒙德认为,硅谷银行不仅未能将投资期限与储户瞬息万变的需求相匹配,还违反了银行稳健经营的第二条铁律:吸引多样化的客户。他指出,在硅谷银行,用于平衡硅谷初创公司及其富有的创始人的零售客户,所占的比例极小。

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会计学教授薇薇安·方说:“有媒体报道,硅谷银行会寻找那些计划进行新一轮风投融资的公司,为他们提供大额贷款。这是该银行业务飞速增长的原因。”戴蒙德表示:“切记,资金流出长达六个月。这些流失的客户既不是程序员,也不是老师。他们都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他们的存款几乎都是大额存款。”而首席财务官们比普通客户,更快从支票账户中提款,以追求国债的高收益。

一天内被提取的存款高达惊人的480亿美元。戴蒙德惊叹道:”这是史上规模最快的银行挤兑。硅谷社区的客户口口相传。当彼得·蒂尔和初创公司孵化机构Y-Combinator建议人们赶紧取钱的时候,就会迅速发生挤兑,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面对危机蔓延,戴蒙德担心宽松的监管和美联储超级粗暴的政策

当然,大多数中等规模银行并不存在导致硅谷银行倒闭的资金错配风险,以及押注单一类别客户的经营策略。戴蒙德依旧担心,美联储对区域银行的监管过于宽松,不足以避免未来的危机。

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通过之后的几年间,美联储对中等规模贷款机构与富国银行或花旗集团等一视同仁,执行严格的年度压力测试。但在2018年,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成功通过了一项放松监管法案,大幅减少了对区域银行进行压力测试的频率和严格程度。

“我从最新的压力测试中发现,美联储评估了银行在利率从0%到2%的表现,它似乎认为利率不会超过2%。因此,几乎所有银行都通过了测试。但测试的标准区间应该是0%至7%。”(硅谷银行被免于参加2021年的最新压力测试,因为其资产规模依旧低于规定水平。2022年,虽然其资产规模超过了规定水平,但硅谷银行仍然未被安排测试。)

戴蒙德感到意外的是,硅谷银行客户的单一结构和不安情绪,以及该银行持有低收益长期债券的策略等警告信号,却没有引起美联储和加利福尼亚州金融保护与创新部(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的重视。

显然,美联储未来需要假设更高利率水平,预测中等规模银行的未来前景,而这种调整将要求贷款机构持有更多资本。由于对AFS证券按市值计价已经导致银行股价下跌,可以想象,区域性银行将不得不通过发行股票来恢复资本规模。反过来,银行宣布需要出售股份,可能引发储户退出。

当然,正是美联储超级粗暴的政策,令银行陷入这种困难境地。戴蒙德表示:“随着美联储在一年内将利率从1%提高到5%,它所产生的系统性问题不足为奇。在荣获诺贝尔奖后的发言中,我主要讨论了快速加息将如何对公司造成伤害。但过快加息也会给银行造成严重伤害。”戴蒙德认为,美联储需要“更缓慢、更慎重的”加息,以便于在类似于硅谷银行危机的情况冲击整个银行系统之前先发制人。

按照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说法,道格拉斯·戴蒙德荣获诺贝尔奖的原因是,他提供的“洞察为现代银行业监管奠定了基础”。戴蒙德在研究中高度推崇完善的管理和监管,他认为这是保证银行安全的关键。但他认为在硅谷银行危机中缺少了这两点。

一旦银行偏离戴蒙德的模式,就会陷入困境。我们只能希望硅谷银行倒闭是个例,希望美联储残酷的加息和疲软的监管,不会导致银行业持续暴雷,在美国经济濒临衰退的时刻扰乱美国信用市场。(财富中文网)

译者:刘进龙

审校:汪皓

Small wonder that most Americans are stunned and confused by the sudden fall of Silicon Valley Bank. How did a cornerstone of the dynamic venture capital community, the nation’s 16th-largest lending institution that until recently enjoyed the growth worthy of the tech startups it served, fall so hard, so fast? Is its failure the legacy of poor practices specific to SVB, or is the Fed’s policy of drastically hiking rates that hammers the value of banks’ investments endangering fellow midsize lenders? Even if bad management destroyed SVB, why didn’t its top regulators, the Fed and the California banking authorities, see this runaway train wobbling on the tracks, and force the drivers to throttle back before it derailed?

I thought of just the expert to skirt the usual dense jargon and provide easy-to-grasp answers. He’s Douglas Diamond,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s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who shared the 2022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 with his research partner, Philip Dybig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and former Fed chairman Ben Bernanke. The Diamond-Dybig research that captured the Nobel stressed that banks are inherently fragile and vulnerable to “runs,” because if customers exit en masse, the lenders may need to sell their bonds or loans, which would have fully paid off on maturity, at fire-sale prices. Hence, a panic can unnecessarily ruin an otherwise healthy bank. Diamond and Dybig emphasize that both sound regulation and prudent management that broadly diversifies the risk in both the loan and investment portfolios, and makeup of customers, are essential to instilling client confidence required to keep America’s banks out of harm’s way.

In October, just after receiving the prize, Diamond warned in a Fortune interview that the Fed’s policies of raising rates at a brutal, virtually unprecedented pace would trigger dangerously big losses in the bond portfolios of companies and banks that believed inflation-adjusted yields sitting at near-zero for years would stay there for years to come.

But in our hour-long interview on the SVB debacle, Diamond stated that though Fed policy hurt, it wasn’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mplosion. Nor did SVB suffer the classic “sound bank wrecked by a stampede” scenario. Instead, SVB deployed just about every bad policy on both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sides of its balance sheet. For Diamond, SVB is a case study in how setting a rickety structure to enable breakneck expansion created daunting risks that prudently run banks, despite the Fed’s huge run-up in rates, have avoided.

What make banks work, and how SVB broke the mold

Diamond described the template for how banks secure their customers’ trust, and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a wave of withdrawals. “The papers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recognized explained how banks should be structured,” he explains. “On the asset side, banks make loans to lo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and businesses. Ideally, banks create safe assets out of risky ones by diversifying. They have diversified funding sources so that since depositors all don’t need their money on the same date, that diversification allows the bank to economize on what they hold in cash and liquid assets.” As for liabilities, he adds, it’s key that banks serve a wide, varied range of depositors. Having loads of retail customers is a boon. When rates on Treasuries jump, they’re less likely to empty their savings or money market accounts to get some extra yield than are corporate clients.

As Diamond notes, it’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two classes of investments on SVB’s balance sheet. The first grouping is called Available for Sale, or AFS. It consists of securities in the trading account banks are free to sell at any time. All bonds in the AFS designation must be “marked to market” at the end of each quarter. If a bank is holding Treasuries it bought early last year at extremely low yields, and rates jump, the prices of those bonds fall sharply, hitting the bank’s capital. The second investment category is Held to Maturity, or HTM. It comprises the fixed income securities that the bank intends to keep on its balance sheet until they’re redeemed at their full par value. Once each quarter, banks can shift securities between AFS and HTM—if they need to replenish their equity, they’ll transfer bonds from the long-term hold to the trading account. But if a bank transfers HTM securities that have an unrealized loss, that would raise liquidity but hit their book equity even harder. This is a quandary SVB faced before the deluge.

At the close of 2022, SVB counted $26 billion in AFS, virtually all in Treasuries and “agency” mortgaged backed securities issued mainly by GSE’s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As Diamond points out, those AFS bonds were all highly liquid; they’d easily sell at full market price, and stood no danger of suffering a haircut if dumped fast. SVB’s balance sheet also contained $91 billion in HTM bonds, of which over 90% sat in agency-issued mortgage securities that also benefit from a deep, active market. Its $74 billion credit portfolio was highly concentrated, consisting primarily of loans to tech startups, as well as their founders and managers. Those companies and Silicon Valley bigwigs also were also their main depositors. It’s been reported, in fact, that SVB often placed covenants in its loan agreements requiring that a borrower keep its deposits at the bank.

SVB mismatched its investments to the deposits funding them

The bonds in AFS, the ones SVB would need to sell in an emergency, were generating a puny yield of just 1.79% as of mid-March. Clearly, it had purchased most of those securities well before rates started spiking big-time in the spring of 2022. The average maturity on the AFS portfolio was a substantial 3.6 years. At the end of 2022, nearly 90% of the HTM loans carried maturities of over 10 years, and the return on that bedrock portfolio was just 1.63%—once again, SVB had bought almost all those bonds way before rates exploded. Its loan portfolio was also garnering low returns of well under 4% after provisions for credit losses.

“Their investments were pretty long-term, and they were generating very low yields,” says Diamond. “They must have figured that scenario would work fine if every depositor stayed forever, and they kept accepting zero rates on checking accounts and sub-1% rates on money market funds. In that case, they could hold their bonds to maturity and get full value.” It’s clear that SVB’s strategy to “go out on the yield curve” to garner an extra 0.5%, say, on a five-year versus a one-year Treasury, was a mistake. The crunch came in 2022, when yields on five-year Treasuries competing with the ones they bought a just a year before jumped from under 1%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to the mid-4% range by fall. Suddenly, SVB was forced to pay 4.5% on savings accounts, a multiple of what it offered a year before.

It appears that before mid-2022, SVB’s deposit base was extremely stable. Not only did it keep adding new customers at a rapid clip, but its existing clients kept their deposits in place. But when rates surged, depositors who’d parked billions in SVB’s checking and money markets pulled their cash in pursuit of the sumptuous yields on Treasuries. In 2022, SVB lost 8% of its deposits, and the exodus accelerated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On March 8, it issued an 8K stating that it had sold all of its AFS bonds to raise money and pay fleeing customers, and sought to refill its coffers via a $1.25 billion stock offering. The AFS sale raised $21 billion, causing a pre-tax loss of around $2.4 billion, or 11%.

For Diamond, SVB faced two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its own making. The first was the fall in the value of its bonds, which had long maturities compared with a deposit base potentially far less stable than those at a JPMorgan Chase or Bank of America. “The rise in rates hit their bonds and cut their capital down,” says Diamond. “They had to write down the AFS bonds whether they sold them or not. The management claimed it was a fire sale, but it wasn’t a fire sale. Those bonds were highly liquid. SVB didn’t take any discount for selling in a hurry.” Hence, he says, SVB was far from the traditional disaster case where a flight of deposits forces a bank to jettison hard-to-sell assets at distress prices.

Diamond posits that even before the 8K announcement ignited the run, SVB was close to insolvent, and rapidly heading for failure. “As their cost of ‘funding,’ meaning the interest they had to pay on deposits, kept rising to 4% and higher, they’re forced to pay that higher interest needed to keep their customers. But their bond portfolio, where the money comes from, is paying them less than 2%,” he says. “Put simply, you’re getting less than 2% on your assets and paying out, say, 5% on your liabilities.” That deficit of interest coming in and out meant that SVB was destined for big operating losses.

To cover those losses, SVB would need to raise cash by shifting its longer-maturity HTM securities to the trading account. But doing so would have pounded its capital even harder. And in a footnote to the 8K, SVB noted that if it marked its HTM securities to market, the adjustment would wipe out all of its book capital. “The downward adjustment on long-term bonds carrying low rates would be even steeper than on the three-to-five-year bonds in AFS,” says Diamond. Even if they were able to hold the HTM portfolio to maturity, the operating losses would eventually render the bank insolvent. “It appears that they were already dead or dying before the meltdown,” says Diamond.

It also astounds Diamond that although SVB was highly vulnerable to a rise in rates, it did little hedging to offset the obvious risk that yields would eventually jump from their historic lows. Rate hedging is practiced extensively by well-run institutions such as JPMorgan.

SVB’s failure to diversify the deposit base increased risks of a run

For Diamond, besides failing to match its investments’ maturities to its depositors’ quicksilver demands, SVB also violated the second tenet of sound banking: attracting a broad mix of customers. He points out that SVB had an extremely small proportion of retail clients to balance all the Silicon Valley startups and their wealthy founders. “SVB reportedly looked for companies that were getting new VC funding, and offered them large loans,” says Vivian Fang, an accounting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hat’s how they grew their business so rapidly.” Adds Diamond, “Keep in mind that money had been flowing out for six months. These weren’t programmers or teachers leaving. They were CFOs. Almost all of their deposits were wholesale.” Once again, the CFOs were much quicker to pull cash from checking accounts and grab those big Treasury yields than regular folks would have been.

An incredible $48 billion in deposits departed in a single day. “It was the fastest bank run in history,” marvels Diamond. “The customers in the 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all talk to one another. When Peter Thiel and Y-Combinator, the startup hub, say to get your money out, when that happens, the run will be fast and complete.”

On contagion, Diamond is concerned about lax regulation and the Fed’s super-tough policies

Of course, most midsize banks aren’t risking the funding mismatch and all-in-on-a-single-client approach that sank SVB. Still, Diamond worries that the Fed’s oversight of regional banks, in itself, is far too light to prevent further blowups. In the early years following the passage of the Dodd-Frank legislation in 2010, the central bank imposed the same tough annual tests on midsize lenders as the likes of Wells Fargo or Citigroup. But in 2018,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uccessfully championed a regulatory relief bill that greatly reduced 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the stress exams for regionals. “I looked at the latest stress test, and the Fed was assessing how the banks would perform at rates from 0% to 2%, as if 2% was as high as they’d ever go. So almost any bank would pass. The standard should have been 0% to 7%.” (SVB was exempt from what would have been its last stress test in 2021 because its assets were still below the required level. It was not scheduled for testing in 2022 when its assets passed the threshold.) In SVB’s case, Diamond is surprised that the Fed and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 didn’t see the red flags raised by SVB’s slender, restless clientele and holdings of low-yielding, long-duration bonds.

Obviously, the Fed will need to predict the midsize banks’ outlook using much higher rate assumptions in the future, a shift that could require lenders to hold far more capital. Since marking their AFS securities to market is already denting their equity, it’s conceivable that regionals will need to float equity to restore their capital. In turn, announcing you need to sell stock could send depositors for the exits. Of course, it’s the super-tough Fed policy that’s put banks in this difficult position. “When the Fed takes rates from 1% to 5% in a year, it shouldn’t be surprising if that causes trouble in the system,” says Diamond. “When we spoke after I received the Nobel, I talked mainly about how fast-rising rates would hurt companies. But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 hikes hurts banks a lot too.” Diamond believes that the Fed should be “much more slow and deliberate” in raising rates, in part to forestall more SVB-like shocks to the system.

Doug Diamond won his Nobel for, in the words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oviding “insight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modern bank regulation.” For Diamond, the sound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regulation that he extolled in his research, that make banks safe, was sorely lacking in the SVB catastrophe. Banks get in trouble when they veer from the Diamond model. We can only hope that SVB was a lone case, and that the Fed’s relentless march and weak regulation won’t produce a flurry of renegades that roil America’s credit markets just as our economy teeters on the brink of recession.

热读文章
热门视频
扫描二维码下载财富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