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视角下的疫情地图：中美的争与和

面对目前蔓延成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的“新冠”（COVID-19）疫情，相关的论文和文章已是汗牛塞屋，尤其涉及疫情下中美关系的各类选题，无论是中美政治关系抑或是中美经济关系，都已经成为学术与媒体当下的一大热点。在此，本文仅从他人少有涉猎的一点——中美两国植根于的“儒学文明”与“基督文明”出发，认为对中美之“争”与 “和”即中美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的把控，乃是决定疫情背景下全球经济最终能否走出困境的根本。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时至今日，全球“新冠”疫情究竟有多严重？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截至2020年4月10日，全球确诊人数总共已有1,596,496人,全球死亡人数已达95,506人。倘若仅按全球确诊人数计算，中国之外的前15个国家排序分别为：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伊朗、英国、土耳其、比利时、瑞士、荷兰、加拿大、巴西、葡萄牙和奥地利。

倘若将上述数据按照各国的总人口数折算成为可以比较的数据，那么不难看出，此次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是欧洲大陆的南欧国家，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其次是欧洲大陆的西欧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外加正在办理“脱欧”手续的欧洲岛国英国，以及与西欧隔洋相望的美洲大国美国；而可以说已经基本成功地控制了疫情的地区，则是亚洲东部，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至于中东的伊朗和非洲国家以及其他小国，由于并非本文重点，姑且不选为样本加以分析。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由使得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防疫结果各不相同，乃至相差甚远呢？对此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有人认为各国的政治体制即“政体”是主因，有人认为各国的经济实力是关键，有人认为种族的傲慢是原由，不一而足。

其中在西方社会流行甚广的说法是“政体”，即认为有些国家之所以未能控制好疫情（例如信息压制），是由于这些国家并非是在西方人眼中的“民主国家”。相反，在这些所谓的“威权”国家里甚为流行的说法，也竟然是“政体”，即认为有些国家未能控制好疫情（例如“群体免疫”），是由于这些国家并非是在“威权”国家人眼中的“威权国家”。这两种说法的相互敌对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后来蔓延到了学术、媒体、新媒体等各条“战线”上，甚至发展到让大国之间的政客们，例如总统与外交官们也纷纷加入“隔空对骂”之中来。

其实，对这种现象，若粗略而论，只需一个变量即“文明圈”即可加以全部诠释。从上文所述疫情严重程度的排序中，疫情最为严重（或防疫效果最差）的地区是南欧国家，可以归到“天主教文明圈”；疫情第二严重（或防疫效果次差）的地区是西欧和美国，可以归到“纯（或半）新教文明圈”；疫情控制最为成功的地区东亚，则可以归到“儒学文明圈”。

南欧国家，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典型的“天主教”国家，这个不难理解。德国、英国和美国是“新教”国家，也是众所众知。只是法国，之所以将其列入“半新教”国家，是因为尽管按照信教人口统计，法国确实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但由于法国的地理位置颇为特殊——法国南部与欧洲南部国家在文化上更为接近，而法国北部与欧洲北部国家在文化上更为接近，因而将法国粗略地归入“半新教（或半天主教）国家”之列。而亚洲东部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后两者在历史上曾经深受中国儒学文化的影响，因而将其归入“儒学国家”之列。

至于为何在本文中使用“文明圈”——“天主教文明圈”、“纯（或半）新教文明圈”和“儒学文明圈”而非“文化圈”，则是考虑到常规使用的“文化”二字内涵太窄，难以涵盖本文所欲表达之广、之深。进而需要淡化宗教色彩，因为毕竟经过了欧美国家那么多年的“非宗教化”或“世俗化”运动，“天主教”和“新教”之类字眼的含义也已经与最初相去甚远。由于新教徒首先信奉“基督”，而天主教徒首先信奉“圣母”，为了与中国的“儒学文明”相对应，本文将美国归入“基督文明”之列。

毋庸置疑，从全球经济角度出发，中美合作对全球经济走出困境至关重要。尽管我在之前的多篇文章中，一直主张未来世界将是由中国、美国和欧盟构成的“新三极世界”，但由于欧盟与中国之间直接冲突的利益毕竟没有那么多，加之欧盟与美国尽管在政治、军事主张与贸易方面摩擦不断，但作为西方之外的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最终欧美之间还是同多于异，因而本文认为在正在或即将形成的“新三极世界”中，欧盟的重要性必定排在美国和中国之后。换言之，中美两国即“儒学文明”与“基督文明”之间的“争”与“和”，将直接影响到疫情后尤其是疫情下的全球经济能否最终走出困境。

那么，分别植根于“儒学文明”与“基督文明”的中美两国，究竟能否实现真正的合作呢？现在我们国家有不少的“愤青”乃至文人学者，动辄轻言战争，其实很要不得。战争，通常不是一个国家首选的选项。当然，战备极有必要，尤其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说，只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才能在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下让潜在的敌国放弃挑起战争的念头。

之所以对中美合作极为乐观，首先是因为经济利益其实是中美之间合作的最大驱动力。国与国之间，说穿了最为根本的还是“利益”二字。尤其在“新冠”疫情蔓延之际，且不说美国对自己的盟友日本和德国防疫物资毫不留情的“截胡”，就连德国和意大利也顾不上睦邻友好、对瑞士的口罩等防疫物资“拦路抢劫”。倘若将未来世界设定为“三极世界”，那么这个G3或是美国、欧盟和中国；而若要将未来世界设定为“二极世界”，那么这个G2极有可能是美国和中国了。

而基于几乎全产业链的相互渗透，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产业升级与进一步全球化，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依赖度”日益加大，以至于到一定的时间节点将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中国的一位高官当时以“夫妻”来比喻中美关系，曾经在国内引起热议。但我认为这个比喻不甚恰当，倒觉得若将美国比成“邻村的兄弟”似乎更为妥当——我们姑且将太平洋视为本村与邻村之间的“界湖”，平日为了争田争地、争山争水，两个村之间的械斗并不少见，但远未到要将邻村的人全置于死地的地步，毕竟如果本村万一着了火，还指着邻村的人过来帮着灭火。若两个村的实力到了势均力敌之时，两个村之间的“界湖”恐怕也只能“划湖而治”方可太平了。

其次是中美两国植根于的“儒学文明”与“基督文明”其实并无大的冲突。“儒学文明”尽管有分支，例如中国文化、日本文化、韩国文化、新加坡文化等，但共性都具有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必要时国家有能力进行强力介入，集体主义大于个人主义、在必要时民众会为了族群或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心甘情愿地牺牲个人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具有极强和极快的执行力等特征。而“基督文明”则具有政府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国家难以进行强力介入，个人主义大于集体主义、民众难以为了族群或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心甘情愿地牺牲个人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缺乏极强和极快的执行力等特征。

然而，这些差别其实都仅仅属于一个社会治理的具体方法而已，并非根本性的冲突。无论是“儒学文明”还是“基督文明”，其实都属于开放型与宽容型的文明，尽管二者殊途同归——儒学文明从一开始即是如此，而基督文明后来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之后才达到这一步。

总之，世界各国防疫结果的差异并非由于“政体”等不同所致，其实单一变量即“文明圈”即可诠释。从全球经济角度出发，中美合作对全球经济走出困境至关重要。中美两国对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能否恰当地加以把控，将直接影响到疫情后尤其是疫情下的全球经济能否最终走出困境。由于经济利益其实是中美之间合作的最大驱动力，加之两国植根于的“儒学文明”与“基督文明”其实并无大的冲突，所以在此对中美合作持乐观态度。（财富中文网）

本文作者赵永升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金融学）教授，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法国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财富中文网的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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