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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走开,我要追随你│U2乐队主唱行善记

别走开,我要追随你│U2乐队主唱行善记

Ellen McGirt 2016-06-28
波诺成功地让别人相信,变革的真正领导者是他们,他只是他们的追随者。

 

“为什么大家不大声说出来?这不是大好消息吗?”2015年7月的一天,爱尔兰U2乐队的主唱波诺正在鼓动人群。

现在已经是乐队的纯真和体验巡演(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Tour)在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第四个夜晚了。那是一个多媒体表演现场,有两个舞台,一个T型台,还有数不清的高高耸立的数字屏幕。

波诺在纽约的演唱会上

一支卖出了1.75亿张唱片、赢得过22项格莱美奖、创下了史上收入最高的世界巡演的乐队配得上如此史诗般的摇滚乐表演盛宴。

但波诺此时鼓动的,并不是音乐会上的听众。在成群的U2忠实乐迷涌进演出现场时,乐队的55岁领军人物正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会客厅里,迎接美国国会少数派领导人南茜•佩洛西。他对客人说:“我们正在打赢对艾滋病的战争。”

他可以随口有关艾滋病的统计数据:联合国刚刚发布了一份报告,称新发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病例下降了35%,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率下降了41%,获得救命药物的人数比预期多出了数百万名。

在讲述新闻时,波诺仿佛是一位传染病专家,而不是摇滚明星。实际上,他既是传染病专家,也是摇滚明星。

波诺在来宾里找到了盟友。此人就是老布什总统的孙女、小布什总统的女儿小芭芭拉•布什。20世纪90年代初,波诺曾经在U2的动物园巡演(Zoo Tour)的音乐会舞台上给老布什打过一个恶搞电话。但这一切已经成为往事。

他对芭芭拉•布什说起了她的双胞胎姐姐詹娜•布什•哈格尔:“我上周见到了你姐姐,怀着孩子,变丰满了。她可真美!”

接着,他又说:“你要知道,我特想说说你爸爸,想了快一个星期了。知道吗,到2030年,人类将消灭艾滋病。你的父亲为此做出了贡献。”

波诺与小布什

他指的是小布什政府在2003年提出的Pepfar计划,即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这一法案迄今为止已经为抗击艾滋病拨款了大约600亿美元,是用于消灭单一传染病的最大的国家级财务支持。当年,艾滋病蔓延几近失控,Prefar计划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波诺曾说:“我认为,美国人民并不知道他们拯救了多少生命。”后来,他换成了一种更加鼓舞人心的说法:“如果你是纳税人,你就是艾滋病活动家。”

这句话反映出了波诺典型的领导力思想:一,信任是成功的基础;二,提醒人们,他们才是完成使命的根本力量,波诺不是;三,寻求更多的帮助。

他总是屡试不爽。

几乎没有人能够比波诺更有效地曝光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的贫穷,并且对政府和大企业施加影响,让它们联手扶贫。

游说者波诺

波诺的“游说”努力始于全球性的庆典2000运动(Jubilee 2000)。英国经济学家安•佩蒂弗(Ann Pettifor)开创了这项运动,旨在请求世界各国领袖在千禧年之交免除最穷国家的债务。

一位音乐人曾向波诺解释这项运动的意义:就算一次演出能筹集1亿美元捐善款,也不够非洲国家每天支付债务利息的。慈善音乐会不足以解决问题,免除债务可以,它会释放出资源,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医疗保健。这项运动的灵感来自《圣经》里的一条诫令:应每隔49年免除债务和释放奴隶。

这个理念打动了波诺,也合乎他深深拥护的基督教精神。他也参与其中。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波诺走进了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拉里•萨默斯的办公室里,试图游说萨默斯支持免除债务运动。尽管事先有所准备,他还是讲得磕磕巴巴,词不达意。波诺说,如果不是萨默斯的助理谢丽尔•桑德伯格好心帮助,他作为游说者的职业可能就此终结。

他坚持下来了,而且做得很出色。

2004年,波诺创办了唯一运动组织(One,是U2乐队的一首歌曲的名字—译注)。该组织由志愿者主导,向立法者施加影响,让他们贡献资源,资助能够真正改变穷人生活的项目。这其中包括Pepfar,该计划仍然提供救命的抗逆转录病毒药品;全球基金组织(Global Fund),一家总部位于日内瓦的非营业利机构,资助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本地项目;还有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这是一家公私合伙的机构,为儿童提供必需的疫苗。

唯一运动最新的成果是《非洲电气化法案》(Electrify Africa Act)。美国国会在2015年12月通过了这项法案,总统于今年2月签署生效。该法案旨在通过支持非洲地区的私人投资,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5,000万人首次用上电。

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波诺及唯一运动组织成员

在整个过程中,唯一运动者的志愿者们不断给美国国会议员发传真、打电话、写信、发推文,还拜访他们,请他们兑现资助承诺。这些志愿者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接受过复杂的深度培训,内容从国会的拨款流程细节到国会山礼节,无所不包。他们还学习了如何向国会汇报非洲的医疗、教育和能源安全问题。这家组织和波诺一样,完且没有党派的色彩,是非常包容的团体。

波诺本人最令人惊奇的成绩,是他让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杰斯•赫尔姆斯(Jesse Helms)在抗击艾滋病问题上改变了想法。

拥有虔诚信仰的赫尔姆斯是资助艾滋病研究的最强硬反对派,他大骂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恋群体是“变态”,是“意志薄弱、道德败坏的混蛋,活该染上同性恋疾病”。

波诺没有因此退却,他开始与保守派议员会面,讨论Pepfar计划。这是数据和信念之间的对话,他非常熟悉这两种语言:“我向他们展示了艾滋病病毒与《新约》里的麻风病的相似之处。”

当他终于和赫尔姆斯坐在一起时,他引用了讨论痛苦的《马太福音》第25章。波诺说:“这个问题不涉及任何判断。治愈疾病难道不是基督的核心使命?那可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赫尔姆斯点头赞许。

波诺成功说服参议员杰斯•赫尔姆斯改变对艾滋病患者的看法。

赫尔姆斯不仅对资助艾滋病研究改变了想法,还亲自去白宫游说。喜欢逗趣的小布什总统在宣布援助计划的演讲里说:“迪克•切尼走进椭圆形办公室说:‘杰斯•赫尔姆斯想让你听听波诺的想法。’”

后来,年过八旬的赫尔姆斯参议员竟然成了U2乐队的粉丝, 饶有兴趣地出席U2的音乐会。这让华府的内部人士大感意外。佩洛西说:“这是真正的奇迹。”

波诺本人从不将这一功劳归于自己。他说:“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是我促成的。但是我会说,我们找到了一种对付这类本该有的‘反对’的方法,不再用漫画来讽刺他们。”

他的看法很简单:“如果有人强硬反对某件事情,你就想办法拓宽他们狭窄的理想主义视野。我们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团队,在进行着不太可能成功的对话,最终却能把事情做成。”

波诺的盟友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一家名叫“天堂”餐馆,一群不可思议的盟友聚集于此。唯一运动的成员和全球基金组织的高管、医疗专家、安全顾问还有几位企业大佬来到这里,共同参与了唯一运动的名叫“红色”(Red)的品牌运营活动。这个品牌现在已经很知名了。

2006年,红色运动在达沃斯论坛上问世,意在为企业寻找创造性的方法,向全球基金组织捐款,同时加强宣传。红色运动的CEO德布•杜根说:“我们像一家新创企业那样运营。我们与公司的营销部门携手,实现他们的商业目标。”在过去10年里,通过由可口可乐、星巴克、耐克等合作伙伴销售带有红色运动的品牌的产品,全球基金组织已经收获了3.5亿美元以上。

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都曾参与波诺的“红色行动”

苹果公司在过去10年里贡献了其中的1.06亿美元。苹果的CEO蒂姆•库克(Tim Cook)对《财富》杂志说:“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方式,发挥我们的技能,加强宣传,参与进来,让世界变得更好。波诺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行动家。大多数人只有一样,他两样都有。我们相信他。”

蒂姆•库克对波诺赞许有加

可口可乐公司的CEO穆康泰对波诺同样赞不绝口。他说:“没有人比波诺更能驾驭人的情感、灵魂和价值观。”2011年,两人在达沃斯论坛上会面,穆康泰在台上与波诺站在一起,还有奥巴马总统,前总统克林顿与小布什等人。他承诺与红色运动合作。自从2011年以来,可口可乐筹集了800万美元,并且承诺至2018年再筹集600万美元。所有的这些钱都给了全球基金组织。

穆康泰与波诺自2011年之后就成了密友,一起游遍非洲。两人的女儿于在同一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波诺、穆康泰与奥巴马共同出席活动

波诺的仰慕者还有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星巴克的CEO说,去年夏天,他的跟腱撕裂,波诺前来探望他。舒尔茨说:“就他一个人,走进我家,度过了一整天。”

不过,尽管舒尔茨显然看重两人友谊,真正打动他的,却是这位摇滚明星的人性和领导能力。舒尔茨说:“我可以告诉你,他是真正的仆人型领导。他也许会登上灯光明亮的舞台。但当镜头离开,没有人关注之时,我觉得这时候你就会真正了解某人是谁。他绝对真诚。”

波诺的盟友还包括名厨马里奥•巴塔和美国银行的副董事长安妮•菲纽肯。菲纽肯说,在卢旺达的旅行坚定了她提供帮助的决心:“它正在改变生命。”菲纽肯的公司从 2014年以来已经为红色运动捐献了1,000万美元,还承诺未来5年再捐1,000万美元。

一个国会议员代表团也在聚会现场,包括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来自于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凯•格兰杰。格兰杰领导着一个拨款分委员会,资助唯一运动的一切游说活动。

当天早些时候,这个旅行团飞到了一块50英亩(的装满太阳能电池板的土地上,这个电池板阵列是由向该地区提供电力的Gigawatt Global 研发的。波诺手持麦克风,和往常一样,穿着最保守的摇滚装扮:黑色皮革服装,长筒靴子,耳环。他在传授波诺经验:有数据,有故事,有好消息,还有对房间里做出贡献者满满的感激。

波诺是怎样炼成的

波诺本名保罗•休森(Paul Hewson),14岁时母亲去世,这一令人心碎的事件让他投入了艺术的怀抱。他说:“我唱歌是为了疗伤。”

U2乐队的成员在他们10几岁上高中时就走到了一起。波诺说:“那时我们没有钱给自己买好乐器,所以只有搞朋克摇滚乐。(朋克乐以夸张的造型和表演取胜—译注)。”波诺在学校还爱上了艾利森•斯图尔特,最终与她结婚。他喜欢说:“我在同一周里遇到了我的妻子和乐队。”波诺和艾利森生了四个孩子。

早年的U2乐队,左一为波诺

U2乐队一共出过13 张专辑,其中7张登上了公告牌排行榜冠军,是摇滚乐史上最成功的乐队之一。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它的独立性。波诺说:“我们拥有自己的主人,我们拥有自己。”团队成员是平等协作的艺人,没有受到来自于企业的压力。

随着波诺的音乐地位的提升,他同时也作为商人而成熟起来。2004年,他与人合办了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Elevation,先后投资了Facebook、Yelp、BioWare和Pandemic Studios,业绩优异。2014年,他又成为了TPG Growth的特别合伙人,这是一家全球性的投资集团,管理着70亿美元的资金,创始人比尔•麦格拉申在此前一年买下了吉它生产商芬达公司(Fender Guitar),邀请波诺进入这家吉它公司的董事会。对于芬达的未来,波诺有能力做战略性的思考,这让他赢得了麦格拉申的青睐。

挎着芬达吉它的波诺

对于波特来说,同时从事音乐、慈善与投资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他在每个领域都展现出了一贯的魄力。当我直接问他,这样的魄力从何而来时,波诺似乎底气不足。他说:“你知道,我们做家庭祷告。这很有用。”

然后,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这就是我能够找到的最接近的答案了。”

爱尔兰人也在波诺的身份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有助于他解释,他为什么热衷于发展事务,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爱尔兰对饥荒和摆脱殖民统治有着真切鲜活的记忆,并且仍然在治愈暴力、贫穷和绝望的创伤。我相信,发展能够改变非洲,因为发展改变了爱尔兰。”

波诺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都柏林,因而过着相当常规的生活,与朋友和家人亲密接触。U2乐队出于税收的目的,把公司的注册地点选在了荷兰。他辩解说,那只是运营手段,但是并没有打消批评。他说:“我在小酒馆里听到了一些闲话,无所谓。”

拯救非洲穷人

波诺作为爱尔兰人的敏感性和历史感似乎给了他在别人可能忽略的地方采取行动的勇气。

10年前,当波诺第一次访问位于基加利的一家医院时,看到那里有三名病人挤在一张小床上,另外三个人躺在地板上。绝望的人们排成长队,等待接受一项测试,以确定他们是否将死于一种在较富裕的国家里能够得到有效管理的疾病。医院没有药。这在波诺的心里引发了深刻的道义问题:谁有渠道获得救命的药物?为什么?致人惨死的原因为何总是只有政治上的不作为和系统性贫困?“为什么让你的出生地决定你的生死?”

10年之后,那里的情况值得乐观:那家医院目前拥有了560张病床,开设了外科、肿瘤科、妇产科和儿科。卢旺达在这段时期大约收到7,000万美元的医疗援助资金。当地的艾滋病形势出现明显好转,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艾滋病的死亡人数由2000年13,000例下降到了2014年的3,000例。在2014年,只有36个确诊的由母亲传染给孩子的艾滋病病毒传染案例。

波诺在卢旺达视察

波诺喜欢圣芳济各(St. Francis)的那句名言:“到全世界布道,有必要时才用语言。”他说:“我喜欢这句话。行动,行动,再行动。行动起来才有用。”

今年,唯一运动安排200名志愿者与30位美国参议员见面,任务之一是提议给全球基金组织“补充资金”。培养下一代领导人对于该组织的远景至关重要。波诺说:“这个组织要有可持续性,不能光依靠我。”

不过,唯一运动正在越来越依赖于另外一样东西:非洲。唯一运动在非洲的成员超过了300万名,是该组织增长最快的部分。随着会员成功的转变,组织所传递的信息也发生了演变:在“请求支持”的对话里,要求财务援助的少了,帮助穷国发展的多了。

在卢旺达行程之后,波诺和他的唯一运动/红色代表团访问了尼日利亚拉各斯的CoCreation Hub,这是科技企业家的孵化空间,重点关注社交影响。对妇女问题、医疗、良好治理和反腐败方面的创意的需求巨大,尼日利亚的石油收入每个月消失将近10亿美元,人人都想找办法解决。

唯一团队组织了一次关于尼日利亚妇女权利问题的圆桌会议,这是一项重要活动,该组织称之为“贫困就是性别歧视”。不过,波诺表示。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贸易和创业精神”。他说“这是终结非洲极端贫困的关键。特别是现在,非洲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工作。但是没有外部投资,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外部投资通常都害怕风险。”

与尼日利亚艺术家一起推动非洲的进步

为此,波诺在2015年6月开始和专注于非洲投资的新合伙企业TPG-Satya公司合作。合作诞生于波诺在都柏林的家里与他在TPG Growth的合伙人麦格拉申、非洲投资者及发展专家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的会面。企业的目标是发现聪明的投资,能够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进行规模运营,同时创造工作岗位。

波诺说:“商业投资也能够带来社会价值。我不会从我们在最不发达国家所做的任何事情上谋利。”

永远的追随者

2016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波诺和乐队回到音乐公司。今年晚些时候,“纯真+体验巡演”将卷土重来,他们要做准备。

U2的著名领军人物现在完全是一位哲学家。说到唯一运动的早期工作,他说:“我们那时就是一群窃贼。最好的点子就要重用,不管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即便是来自于乐队之外。事实上,只有不是你的想法,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这是他带给未来10年的信念:“想法都是现成的。”

他一生都是基督的追随者,特别是在关怀穷人方面。他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配戴什么奖章,我是真正有信仰的人。我们不怎么谈论信仰,并不是因为我们怀疑那些谈论它的人。”可实际上,唯一运动也把世界各地的政客变成了追随者——本国公民的意志的追随者。“我们让他们负起责任。”波诺说。

穷人的英雄

在追随的路上,他也受到了一些痛苦。2012年,因为腰椎间盘突出而压迫到坐骨神经,他差一点瘫痪,被紧急送去手术。乐队为此被迫取消了360度部分巡演。接着在2014年11月,波诺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骑车时惨遭意外,眼窝和小拇指受伤,左肩骨折,左臂的6处皮肤被骨头刺穿。这些事件提醒人们:即便是伟大的灵魂也不能摆脱肉身凡胎。

回到去年7月,当波诺最终走上了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舞台时,波诺履行了他刚刚在会客厅里对小芭芭拉•布什的承诺。他对摇滚乐迷说起了联合国宣布在抗击艾滋病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报道,然后又提及了一个名字,现场十分嘈杂,有些人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位歌手喊道:“我们必须感谢布什总统。”听众陷入疯狂。

他总是屡试不爽。(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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