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电影《笑傲江湖3：东方不败风云再起》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外国人问当地的中国人：“江湖在哪里？”并要求带他去到江湖上。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谁能告诉我们，江湖在哪里？

“江湖”通常构成许多中国武侠小说、犯罪小说和浪漫主义幻想故事的背景环境。这个词的使用很灵活，可以用来描述武术宗族及该宗族生活的社区；一个秘密的、充满不法分子的黑社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神话世界”，在那里发生幻想故事；或者是以上这些要素的组合。而追溯至文化史，江湖的来源是很复杂的。

“江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庄子》中记载了许多孔子与老聃往来的故事，往往是孔子发问、老聃应答。唯有一次例外，即“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在孔子看来，老聃固然博学，足以为自己传道、释礼，但在“仁义”这一问题上，自己素有心得，反而能够向老聃阐发一番。未料此举不仅未获认同，反而招致老聃的严厉批评。

老聃先是讲了一番大道理：“播扬起米糠眯了眼睛，则天地四方的位置看起来都会颠倒；蚊虻小虫叮咬皮肤，也会通宵不能入眠。那些人为强加的仁义使我心昏聩，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你要使天下不丧失其醇厚质朴，自己就要像风一样顺化而行，持性而立，又何必用力去宣扬仁义，好似背着大鼓敲打以寻求丢失的孩子一样呢！天鹅不用天天洗浴而羽毛洁白，乌鸦不用天天染色而羽毛漆黑。黑与白作为物之本性，用不着去辨别孰优孰劣；名声和荣誉那样的外在之物，不足以用来衡量广博。”（《庄子·外篇·天运第十四》：“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鹊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

接下来老聃讲了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对孔子的见解加以讽示。“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此一寓言通过并置两种情境，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逻辑与伦理形态。其一是极端匮乏的情境：泉水干涸、江湖不存，二鱼濒临死亡，只能以口中残存的湿气与涎沫相互濡养，以延缓彼此的生命。在此生存危机降临的极限状态中，个体将自身所剩无几的生机让渡给他者，“仁义”不再是制度化的规范，而是成为一种以牺牲为代价的道德极致。其二则是充盈而适宜的情境：二鱼自在游于江湖，水势浩荡，生存条件充分满足。在这种无匮乏、无威胁的自然状态下，彼此无需相互濡养，甚至不会产生“施与”或“关怀”的意识。由此，寓言揭示出一个悖论：所谓“仁义”并非是恒常存在的道德本质，而往往是在生存环境失衡、生命遭遇压迫之时，被迫激活的补救性伦理机制；一旦回归顺适的生存秩序，“仁义”反而退居于无形之中。

对这两种场景及其所体现的生存理念加以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其根本差异。前一场景指向一种高度异常且不可持续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已然崩坏，即便通过“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相互扶持，个体所能维系的生命也仅停留在最低限度，生存质量低下，且难以延续。相较之下，后一场景呈现的环境条件充盈而稳定，个体得以保持其应有的生命状态与生存尊严。在这种情境中，彼此之间既无迫切的救助需求，也不存在以“仁义”为名的道德动员或教化压力。

在聆听老聃关于“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想之后，孔子深受震动，以至于“口张而不能嗋”，返居之后，三日不言。此一反应既表现出老子对孔子思想冲击之强烈，也象征着儒道两种价值取向的根本张力。老聃后来撰写的《道德经》中，第八十章更将“相忘于江湖”的存在状态制度化、社会化为一种政治与伦理图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老子的这一设想中，社会并非依赖频繁的交往、规范性的教化或者外在的道德动员来维系，而是通过生存条件的适度、欲望的节制与生活秩序的自然安顿，使个体得以在无匮乏、无对抗的状态中各遂其生，从而实现一种无需“仁义”显形运作的伦理平衡。

在这个意义上，江湖乃是中国的桃花源。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提及《桃花源记》的时候，有一句精妙的点评：“陶渊明理想中之社会，无君臣官长尊卑名分之制度，王介甫《桃源行》‘虽有父子无君臣’之句深得其旨。”

用现代语言来讲，江湖是无政府主义的温床。有人说它也是个体主义的温床，这是不准确的。说起来有意思，江湖的向往在孔子那里也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里的关键情节“问津”在《论语》叙述隐者的章节中就曾现身，见长沮、桀溺的故事：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孔子知道，自己也可以避世隐居，遁入江湖，然而这是不符合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的。

除此之外，陶氏对桃花源里的社会秩序的刻画也能够在荷蓧丈人的故事里窥见端倪（亦见《论语·微子》）。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里说得很明白了：孔子认为，君臣之义与长幼之节一样，都是不可废弃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荷蓧丈人的记载中，明确提到了“见其二子焉”——隐者并非孤身一人遁迹山林，而是带着自己的家人去隐居的，并不是个体主义者。按《桃花源记》中所言，避世者不仅带了妻子，还带着邑人，这正是王安石所说的“虽有父子无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