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在阳光中的Citadel办公室

肯·格里芬已经将亲商的迈阿密作为他的新家园。图片来源：SPENCER LOWELL

肯·格里芬（Ken Griffin）伸出手臂，指向他心中的梦想之地。格里芬是全球规模最大、盈利能力最强的对冲基金之一——Citadel的首席执行官。2月初的周三下午，他身着标志性的蓝色西装和马鞍鞋，未穿外套，对我们侃侃而谈，俨然是一位主宰全场的领袖。远处的比斯坎湾（Biscayne Bay）闪耀着鲜亮的绿松石色光芒，将站在摩天大楼27层

落地窗前的格里芬映衬得仿佛画中之人。这里是Citadel的临时办公室，他们正在等待着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的总部大楼竣工——那是一座线条优雅、逐渐收窄的54层建筑，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预计2030年完工，最新估算造价为25亿美元。格里芬朗声说：“我们正在建造一座本世纪的标志性办公楼，就在迈阿密，在自由的佛罗里达州，依水而建。那些全球科技巨头的员工看过设计方案后都会说：‘我们也想去那里！’”

他相信，这件事情换作在芝加哥、纽约，或者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只在迈阿密才有可能。当格里芬谈到迈阿密政府如何像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SEAL）一样通力协作，在比斯坎湾加速推进他的愿景时，语气中充满了赞叹。这种活力正是格里芬所称赞的“迈阿密速度”。这里的城市和郡县分别由共和党和民主党执政，而两党领导层都以“欢迎商业投资”为理念。迈阿密-戴德县（Miami-Dade County）将Citadel项目的所在地划入了快速交通区，这是当地政府大幅加快土地使用规划审批流程的特殊区域。Citadel项目仅用了约18个月就获得了批准——在美国的其他任何一座大城市，这样的大型项目通常需要花费好几年才能获批。

对格里芬而言，这座高达1,049英尺（约319.74米）的“广告牌”象征着双重崛起：既是迈阿密作为商业重镇的地位跃升，也是他自身作为领袖人物的声望日盛。他已经成为当代共和党政治中最具权势的金融巨擘——或许没有之一。据估算，格里芬的净资产约为500亿美元。在过去十年间，他向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蒙大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姆·希伊（Tim Sheehy）、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Dave McCormick）等候选人捐赠近2.5亿美元，以襄助他心仪的各项事业。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第二任期已逾一年（这位共和党总统从未获得过他的分文捐款），格里芬成为商界中罕见的逆耳之声，对他认为的总统“决策失误”的批评愈发尖锐。尽管他支持特朗普的部分政策（稍后详述），但众多同行首席执行官被迫前往白宫（White House）逢迎讨好的现实让他深感恼火。他坚称，关税制度“滋生裙带资本主义”，“首席执行官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奔赴华盛顿特区，对一任又一任政府卑躬屈膝。”

格里芬的目光已经越过“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投向共和党政治的下一篇章。他的理想蓝图将经典保守主义政策——低税收、自由贸易、精简监管、教育选择权、城市振兴之策——与他认定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相融合：开放移民、斩断裙带、杜绝政府干预市场。而事实上，这般理想图景与他在南佛罗里达所见到的现实竟然颇为契合。

“美国的斗争，归根结底在于守护迈阿密、硅谷这些地方的文化基因，让我们永葆创业型国家的本色。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小型企业唯才是举，不论学历，只问才华与勤勉。”他说。

他的语气中透着一种如今罕见的乐观。的确，当众人纷纷“看空”美国前景之际，格里芬却在坚定“做多”。而这绝非他首次从逆势押注中收获丰厚回报。在创立Citadel之初，他没有循规蹈矩地招揽工商管理硕士（MBA）精英，而是广纳数学家、统计学家与物理学家——他们拥有出色的量化分析能力，并能快速学习金融知识。2022年年中，因为不堪忍受芝加哥衰败的教育、猖獗的犯罪与无能的政客，他将Citadel的总部迁至迈阿密，此举堪称近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企业搬迁。

格里芬既富有又无所畏惧，这一点毋庸置疑。鉴于他惊人的财富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力，了解他的出身背景，以及他如何形成关于社会和经济的这套信念，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如果肯·格里芬相信——基于他在迈阿密所见行之有效的事例——存在一条重塑美国资本主义的道路，那么他很可能就是这个星球上少数几位既有资金又有影响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士之一。

过去，迈阿密乃至整个佛罗里达州都算不上重要的商业中心。迈阿密的经济长期主要依赖旅游业、财富管理和住宅建设。它不像硅谷、达拉斯、明尼阿波利斯或者纽约，不能吸引蜂拥而至的创业者将新创企业打造成科技、医疗保健或金融服务领域的巨头。时至今日，迈阿密-戴德县最大的《财富》美国500强公司也不过是能源供应商World Kinect（2025年排名第106位）和住宅建筑商莱纳房屋公司（Lennar，2025年排名第129位）。若以存款规模衡量，佛罗里达州甚至没有任何一家银行能够跻身全美前50强。

但情况正在改变。后疫情时代，ServiceNow、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财富管理部门、Palantir、Thoma Bravo、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Thiel Capital，以及许多其它公司将大量资源转移至南佛罗里达。麦肯锡（McKinsey）的迈阿密办事处目前已经成为其北美增长最快的办公室之一——过去四年间，该公司在迈阿密的员工人数翻了两番，已经达到数百人；西班牙国家银行（Banco Santander）也正在该市的布里克尔街区兴建一座41层的高楼。

格里芬在金融行业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中都堪称领军先驱。他亲手创立了这只规模达到69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彻底革新了一个曾经由明星交易员、天赋异禀的“金手指”们主导的行业。通过培育众多投资团队，并采用科学化的风险管理和分散投资策略进行集中管理，Citadel实现了业务的“原子化”。

另一领域则是做市商——Citadel Securities。它被誉为“金融服务界的亚马逊”，这绝非偶然。该公司是股票零售交易的市场领导者，处理着全美四分之一的交易总量。格里芬极大地推动了市场民主化进程，促进了股东社会的成长。当你在富达（Fidelity）或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的账户中零佣金卖出股票时，极有可能正是Citadel的交易系统在纳秒之间便为你找到了买家。总体而言，该公司的年净收入超过100亿美元。

Citadel迁往佛罗里达源于一次偶然。2020年3月，在芝加哥扎根三十余载的格里芬感到深深的忧虑：随着大城市因为新冠疫情而封城，Citadel Securities恐将无法运转其庞大的交易业务。于是他租下了棕榈滩海滨四季度假酒店（Four Seasons Resort in Palm Beach）的全部207间客房。他和团队迅速行动，将交易大厅迁往热带地区；这次行动被命名为“鳄鱼行动”（Operation Gator）。

迈阿密市和佛罗里达州政府表现出高度的合作精神，积极寻找创新解决方案，以促成这次大规模搬迁。迈阿密市的发言人证实，市政府“将该物业视为私人住宅，让员工可以如同居家一般工作”。连续好几天，由三辆卡车组成的车队不间断地昼夜工作，将办公桌椅、显示器等一应物品运送到四季酒店。50名当地工人在街道上开挖沟渠，铺设通往酒店的网络电缆，线路总长逾70,000英尺（约21,336米）。另有一辆半挂卡车驶入酒店场地，卸下一台巨型发电机安放在停车场内。短短五天之内，Citadel Securities就在酒店的宴会厅里搭建起60个交易席位，安装了足以支撑其全部业务运转一年的运力，包括维持其在股票和期权市场的头寸。

那一年里，60名交易员携家带口轮流在酒店驻场，每班为期三个月。公司开设专门空间，供他们的子女参加学校的远程网课和音乐课。四季酒店的50名管家、厨师和其他员工则驻守在酒店的另一区域——若非如此他们便将面临失业。驻场期间，他们甚至不能在所谓的“泡泡”区域外散步。据Citadel Securities的技术首席运营官杰夫·莫罗内（Jeff Maurone）回忆，有一次，格里芬从他在棕榈滩的住所前来酒店视察施工进度，他身着Polo衫和短裤，带着儿子同行。“肯说想让儿子看看这个项目，因为这体现了美国精神。”莫罗内说。格里芬在和我的谈话中对佛罗里达州政府不畏新冠疫情、雷厉风行的作风非常赞赏。“搁在北方城市，没有几个月是办不成的。”他说。

这对公司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对格里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归故里。他出生于代托纳比奇（Daytona Beach）；其父曾经在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担任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项目经理，参与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太空计划。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举家短暂居住于明尼阿波利斯和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那真是一个让孩子尽情探索大自然的好地方。你看过《石油天王》（Landman）吗？”他兴奋地问道]，最终他们定居博卡拉顿（Boca Raton），其父在当地的一家混凝土瓦制造商担任高管。格里芬在博卡拉顿社区高中（Boca Raton Community High School）度过了完整的四年时光，尽管该地素来以吸引海滨度假游客和退休人士而闻名，他却受益于这里高度知识化、科技氛围浓厚的环境。IBM在博卡拉顿的实验室研发出首批个人电脑，当格里芬入读高中时，IBM正在当地批量生产这些机器。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博卡拉顿拥有极为庞大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群体。”格里芬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就读于公立学校，包括博卡高中。”据他的数学老师吉姆·格拉齐奥塞（Jim Graziose）回忆，这些在IBM工作的家长们亲自辅导孩子编程。为了与这些专业人士的后代一较高下，像肯这样有抱负的孩子不得不加倍努力。

格里芬所在的四人计算机俱乐部赢得了迈阿密-戴德县冠军，据教练格拉齐奥塞说，这个团队带来的欢笑不亚于他们创造的优雅算法。团队成员热衷于以重金属明星和其他青少年音乐偶像的名字互相取绰号。为了赚钱，他们创办了一本杂志，神秘地取名为《金橘》（Kumquat），配以团队成员的卡通形象—这些插画出自一位自由灵魂画手，此人后来为任天堂（Nintendo）设计电子游戏。格里芬的绰号是“金属书呆子”（Metal Nerd），尽管唯一能够吸引他的“重金属”声响是大型计算机的嗡嗡轰鸣。

格拉齐奥塞珍藏着一张四人合影，照片里的格里芬瘦得像根芦苇，留着当时披头士乐队（Beatles）流行的齐刘海发型。他回忆道，格里芬天资聪颖，却拒绝做任何作业。“这迫使我只能给他B而不是A。”格拉齐奥塞说。格里芬并未因此心存芥蒂。在给格拉齐奥塞的毕业纪念册上，他写道：“谢谢你总是收我的作业！[署名]金属书呆子。”（多年后，当格拉齐奥塞的妻子因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硬皮病而去世时，格里芬向研究该疾病疗法的基金会捐赠了一笔巨款。）

即便在那时，格里芬就已经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同学内特·亚当斯（Nate Adams）回忆道，他曾经与格里芬加入一个团体，走访外州企业并说服它们迁至南佛罗里达。有一次，学生们远赴洛杉矶，向一家卫星制造商游说。遗憾的是，正如亚当斯所承认的，他们的提议比时代早了大约30年。

格里芬没有被B分的成绩阻碍道路，最终仍然脱颖而出，成为班级里唯一被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录取的学生。在剑桥市期间，他主修经济学，但他的真正热情已经开始投向股票市场的分析与交易。“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就写过一篇论文，试图弄懂股市的运作原理。”他回忆道。大一那年，格里芬读到一篇对电视购物频道Home Shopping Network的尖锐负面报道，分析得头头是道，于是他做空该股，赚了约5,000美元。1987年9月，作为大二学生重返校园时，他在建于世纪之交、爬满常春藤的卡博特宿舍楼（Cabot House）三楼的窗户上支起了卫星天线——并非为了收看橄榄球赛，而是为了交易股票。凭借两条电话线、一张日式床垫和一个卫星天线组成的“办公室”，格里芬大举做空，在10月中旬著名的“黑色星期一”（Black Monday）股灾中斩获颇丰。

1990年，在一位赏识其才华的芝加哥资深对冲基金经理的支持下，格里芬筹集了1,800万美元，创立了Citadel的首只基金，专攻可转换债券的定价偏差。他迅速将业务拓展至股票领域，四年后已经带领一个60人的团队，管理着2亿美元的投资组合。2002年，格里芬创立做市商Citadel Securities，公司由此进入一个广阔的新领域。如今，Citadel在两大领域皆居领先地位，全球雇员约5,000人，分为数百个6人至10人的团队，覆盖从期权、大宗商品到固定收益等几乎所有投资品类，对冲基金方面则主攻量化交易。

而最终促使格里芬决心离开芝加哥的，还是那些在棕榈滩“蛰伏”的同仁们在新冠疫情后发出的召唤。Citadel Securities的首席执行官赵鹏发出了关键的行动号召。“赵鹏走进我的办公室，问道：‘我们当初为什么要从佛罗里达去芝加哥？’我说：‘我们其实算是从芝加哥去了佛罗里达。’”格里芬回忆道。赵鹏回应：“我们想回去。”格里芬问：“‘我们’是谁？”这位做市商业务负责人给出了决定性的答复：“基本上Citadel Securities的整个管理团队。佛罗里达的生活好太多了。”时任市长弗朗西斯·苏亚雷斯（Francis Suarez）的积极态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深知Citadel Securities的成功，也听过格里芬对芝加哥衰落发出的警告，于是主动拜访格里芬，通过iPhone上的谷歌地图（Google Maps）向这位首席执行官展示空置物业，并夸赞这些地段是Citadel Securities新总部的绝佳选址。

“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就是为了孩子们搬到迈阿密。”格里芬斩钉截铁地说道。他告诉我，芝加哥老师们的态度是一种有害的“觉醒主义”。“孩子们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迈阿密更严格的学校），但不久之后，他们每天回家时脸上都带着笑容。”

他坦言，这里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乐观”。北方城市手续繁琐，效率低下，人们谈论的尽是犯罪和未来有多么黯淡。在那里，要说出‘我愿意孤注一掷，加入街角的那家新创企业’会被当成笑话。而在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城市，人们更容易冒险加入新创企业。”

Citadel目前在迈阿密约有500名员工；核心高管包括Citadel Securities首席执行官赵鹏、总裁吉姆·埃斯波西托（Jim Esposito），以及执掌大宗商品交易业务十余年的塞巴斯蒂安·巴拉克（Sebastian Barrack），还有格里芬本人。尽管从员工数量来看，纽约和伦敦团队规模更大，但迈阿密无疑是迄今为止增长最快的分支机构。

尽管他已经完全融入迈阿密的阳光生活，但几乎所有见过格里芬（或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离开时都留下了同样的印象：他极其严厉而强势。与人握手时力道如锤，湛蓝双眼目光锐利。他奉行一位知情人士所称的“破窗管理理论”，这指的是纽约市的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警务方法，即严厉打击轻微犯罪。格里芬以因为看似微小的错误而大发雷霆而闻名——例如，千万别将一份草草拟就的备忘录递到他的面前。

“有人认为他为了强势而强势，而且对琐事过于执着。”这位知情人士说，“但其实他只是无法容忍那种可能导致更严重失误的懈怠心态。”当我向格里芬求证这一评价是否准确时，他以迂回的方式间接承认了。“我希望这里的每个人都全心投入，我要确保他们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的职责。”

格里芬还有另外一件特别反感的事情：那些“不敢打破玻璃”的经理人，即不愿意做出极端艰难决策的人。“如果某个固定收益团队在欧洲排名第10位，而业务负责人觉得这就够了，肯会说：‘这不够。你必须赢，你必须成为第一。’”另一位观察过格里芬管理风格的人士说道。“肯追求的是在每个领域都赢。”

塞巴斯蒂安·巴拉克掌管这家以盈利能力著称的大宗商品交易业务已逾十年。他至今依然对老板发掘被忽视的价格驱动因素的独到眼光惊叹不已——这种天赋因为他罕见的创造力而愈发突出。

举例来说，格里芬曾经让巴拉克研究气温变化与供暖需求波动之间的关联，以及这种需求影响能源市场的微妙时机效应。巴拉克问：“除了肯，世上还有谁会考虑到如此精细的层面？”

格里芬偏爱问答环节，而非发表演讲，因为他是一位极致追求细节的人，会不断修改讲稿以求完美。在接受采访时，他并不会刻意展现魅力；格里芬自视为真相的讲述者。他甚至会不动声色地幽默一把。在西棕榈滩（West Palm Beach）的一次活动上，当被问及会将“一箱子现金”投向市场何处时，格里芬机智地回应道：“这听起来像是反洗钱（AML）的问题，好像我得给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打电话了。”

巴拉克这样评论他的老板：“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公正的人。这种公正意味着，如果我表现不佳——幸好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他就会对我直言指出。该表扬时他也会表扬，但话音一落马上就会追问：‘接下来要做什么？’”

至于格里芬本人接下来要做什么，是最近经常被提及的话题。诚然，将迈阿密打造成全球商业领军城市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格里芬深知这一点。在短短三年间，迈阿密-戴德县的人口就激增了30多万，增幅达到11%。其结果是住房供应严重不足。房价中位数较2019年夏季已经大幅上涨，租金涨幅亦不相上下。

此外，即便那些低税制的拥护者也不得不承认，与纽约或芝加哥相比，迈阿密的公共交通网络极不发达。比如，从多拉尔到布里克尔仅仅15英里（约24,140.16米）的路程，去往市中心的通勤者往往要在交通拥堵中耗费一个多小时。“迈阿密正在饱受发展脱节之苦，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豪尔赫·M·佩雷斯都市中心（Jorge M. Pérez Metropolitan Center）主任内德·默里（Ned Murray）指出。

城市与郡政府将必须去着手解决交通问题，但格里芬正在引领的一场慈善运动的规模之巨，令本市乃至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大都市都望尘莫及。迄今为止，他已经向医疗保健、教育、公共安全、艺术等多个领域捐赠3.5亿美元。格里芬还为参与Citadel的“社区领袖计划”、在非营利机构董事会任职的员工提供最高2万美元的资金，以支持这些组织。

即便如此，他仍然有充足资金用于个人地产项目：他在椰林（Coconut Grove）和星岛（Star Island）总计斥资2.7亿美元购置物业，而史诗级杰作当属棕榈滩那座令人叹为观止的海滨庄园。该庄园占地27英亩（约109,265.12平方米），比几百米开外的“冬季白宫”——占地23英亩（约93,077.7平方米）的海湖庄园（Mar-a-Lago）——面积更胜一筹。

然而，亿万富翁在政坛“打通关节”向来并非易事，况且格里芬此刻的形象尤为耐人寻味，因为他的理念与两党皆不完全契合。首先从自由贸易说起。“政府试图解决美国竞争力与供应链韧性之忧，这没有错。”格里芬表示，“但关税乃错误工具，其本质是累退税——实质上是对美国民众征收的销售税，最受打击的是那些勉力维持生计的工薪阶层。”

格里芬曾经肯定特朗普政府在确保南部边境安全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与此同时，他强调美国应该继续欢迎全球英才。“南部边境曾经是那些愿意以微薄薪酬从事艰苦工作之人的来源——建造房屋、洗刷碗碟、采摘作物。”他说，“减少移民将推高食品、住房和餐饮的价格。我们把欢迎之门关得太紧了。”他主张，任何从美国高校毕业的外国学生，“政府应该在他们的学位证书上直接盖上[工作]签证”。

格里芬认为，现行的限制措施阻碍了美国从全球吸收顶尖人才。他指出，硅谷大多数成功的新创企业——包括人工智能领域——都是由移民或移民后代创办的。格里芬列举了自身团队成员的背景来说明这一观点：其联席首席投资官来自厄瓜多尔，交易部门负责人来自中国大陆，大宗商品业务主管来自澳大利亚，而Citadel最成功的股票基金经理则来自英国。对格里芬而言，其第二家乡的成功正是移民力量的明证：迈阿密-戴德县54%的居民出生在国外。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格里芬也赞扬了美国总统的多项政策。他认为，叫停乔·拜登（Joe Biden）总统任内长达四年的“监管攻势”是一大胜举。“这是最根本的转变。”他郑重说道，“你无法想象拜登政府时期，每天面对那些荒唐的新提案有多么痛苦。[在特朗普治下]如释重负，我可以专心经营企业，而不必兼职应对那些毫无成效的监管规定。”

若追问其最大担忧，或许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美国国债市场的格里芬直指不断恶化的预算赤字。“在金融市场上，没有任何品牌能够与美国国债这一金字招牌相提并论。”他坚称。其信用度赋予美国非凡的融资能力。然而，我们庞大的预算赤字与债务——分别占到GDP的6%与逾100%——已经使美国“处于数十年来最不稳定的财政状况之中”。

格里芬的视野远不止于美国经济政策。他欣然探讨了广泛的国际议题：“美国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中美竞争日益改写全球格局的背景下。任由这些关系变得松散将是一个错误。”他称，欧洲必须“拥抱一套全新的政策”，以促进创业精神，“从而加速经济增长，支撑老龄化人口，加强军事实力”。

这一切不禁让人好奇格里芬的终极追求到底是什么？在布里克尔会议室的会谈尾声，我问格里芬是否会考虑参选公职。“眼下不会。”他回答道，“但我绝对不说‘永不’。我今年57岁，希望未来还能再努力工作25年到30年，回馈社会。”我接着追问他，如果获邀担任财政部部长是否会接受。“我不是故作矜持。”他说，“Citadel之后，人生自然会有新篇章。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的部长，并表现出色。如果我的人生中也有这样一段经历自然是一件幸事，但这个篇章不会在当下立刻书写。”

内特·亚当斯是格里芬在博卡高中时期的老友，曾经担任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的高级顾问。他认为格里芬是未来担任高级公职的绝佳人选，而朋友们则评价他具备总统的潜质。“我是力推他（参选）的人之一。”亚当斯说道。但格里芬身边的人认为，他不会投身基层政治活动，也不会参加竞选。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餐馆和教堂里与人寒暄恐怕很难激起他的兴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格里芬正在全力推进他对美国经济的愿景。正如许多人在金融市场上惨痛领悟的那样，与他作对，乃是险招。

译者：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