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精华。“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有远大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

早在南宋时期，湖湘学派就形成了知行并重的精神取向。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提出治学的目的是“康济时艰”；其子胡宏主张“以仁致用”，曾言：“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他进一步认为，圣人之道就是要“明体致用”，而这里的“用”，实为治国安邦得民的大“用”；张栻强调“知行并发”，在《岳麓书院记》中明确提出岳麓书院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传道济民之才。他还主张义利相关、相辅相成，指出“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实”，突出关心国计民生的经济之学。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湖湘文化的发展方向，经世致用成为湖湘士人的精神底色。

到明末清初，曾经就读于岳麓书院的大儒王夫之把这种思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王夫之既不满于朱学末流沉溺于训诂，更批评王阳明弟子“废实学，崇空疏，蔑规矩，恣狂荡”，坚持“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他非常注重行，一再强调“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其对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的批评，也基于这一看法。按照王夫之的理解，知行关系具体表现为“相资为用”：“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意思是，知与行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一方面，知对于行给予各种引导；另一方面，行又是知的具体落实，二者呈现动态作用的关系。

然而在这种知行的互动中，行具有优先性：“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也就是说，行可以包含知，知则无法包含行。这一理解与王阳明相对，王阳明认为知能够兼容行的过程。对王夫之来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也就是说，知道了事物的道理之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实践。这种实践，是遵循内心本来的已经知晓的道理，从而在行动上做到顺畅无碍。它体现了王夫之的知行观：真知必然导向实践，而实践则是对知识的最终检验。

经世致用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近代。首倡者陶澍不仅是一位推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名臣，也是一位力主经世致用的大学者。陶澍改漕运为海运，实行票盐制度，是当时经济方面的重大改革措施。同时，他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

由于陶澍位高权重，他成为“湘系经世派”当之无愧的领袖，堪称近代湖南人才兴起的源头。史家孟森曾说：“嘉、道以还，留心时事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清史讲义》下册）近代湖南经世派的主要人物，均与陶澍有着密切的关系，或为陶澍的亲友，或为陶澍的幕僚，或为陶澍的下属，例如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魏源、李星沅、黄冕、汤鹏、左宗棠、胡林翼等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并多在他所管辖的两江地区活动。

光绪初年，朝廷官僚中有一个喜欢品评人事、议论朝政，以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为首的小集团，他们多出身翰林，为言官，崇尚气节，憎恶贪污，被称为“清流党”。“清流党”谐音为“青牛党”，“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其中，张佩纶、张之洞因为好强争胜、恃才傲物，被称为青牛的两只角。光绪五年（1879年），二张品评人物时指出：“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张佩纶：《涧于日记》己卯下，刻本）

由此可见，当世士人中的佼佼者，都是以陶澍为“源”的各类人才中的一员。比如，贺长龄和魏源不仅参与了陶澍的改革实践，而且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此书改变乾嘉以来学者群趋考据一途的学风，让经学和史学为解决日趋激化的政治社会问题服务。曾国藩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二字，其中“经济”是指“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通过制度突显义理，“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为的是达到致用的目的。

第三个高潮当中，最重要的人是魏源。费正清、刘广京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当中说：“可以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19世纪初一切主要思潮于一身的人。他这个人不仅是一位经世致用论作者和今文学的拥护者，而且也是他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变化的一面镜子……他给‘经世致用’下了一个含义广泛的定义。”

魏源五十一岁才进士及第，长期充当地方督抚的幕僚，道光七年（1827年）入陶澍幕，经世才干得到发挥，成为海运、河工、盐政、币制改革、边疆防务和地方吏治方面的专家。他继承和发扬湘学重躬行的学风，反对离行之知。其工作的重要性不仅能够从他兴趣的广泛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他活动的范围中看出来。

魏源清醒地认识到，晚清的问题起源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形势，特别是外国的商业与军事势力出现在沿海，从而产生了货币与军事危机；其经世致用思想的突出表现，就在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响亮地喊出了中国人应该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口号。而湘学后来者曾国藩与左宗棠等倡导的洋务运动，则是将魏源的这一口号具体化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