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对话宋志平：全球多元化大公司分拆背后的启示
2022年《财富》中国500强峰会于11月3日在浙江温州成功举办。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前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两家“《财富》世界500强”的“双料董事长”——宋志平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本次峰会。宋志平曾经带领这两家中国公司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成就。关于中国公司面对的独特挑战，以及国际上多元化大企业的最新发展趋势，宋志平和《财富》（中文版）执行主编章劢闻展开了对话。
以下为编辑后的对话实录。
章劢闻：非常难得有机会请到宋总与我们做分享。昨天晚上我研究了一下过去的数字：2011年你首次带领中建材进入世界《财富》500强的时候，榜单上的中国大陆公司的数量不如日本，甚至不到美国的一半。但是，今天这个榜单上中国大公司数量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这样巨大变化的背后，我们也听到一些声音：比如说大和强的问题，中国公司群体盈利能力和世界差距的问题等等。您在这方面一直有深入分析和研究，先请您评价下这些观点。
宋志平：我过去40多年做企业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2002年，国资委成立之初，包括央企我们只有5、6家世界500强。记得那个时候出国学习，我有一个很大愿望就是请一家世界500强的CEO给我们讲讲课，或者到世界500强总部参观一下。一晃20年过去，我们的《财富》世界500强居然到了145家，超过了美国的124家。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所以我主张积极正面地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的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用营收来计算，营收本身也是公司实力和竞争力的表现形式。《财富》做500强以营收为标准有点像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的时候，我们会用GDP来比较。跟这个道理类似，其实营收也表明了一家企业的经营规模以及它的市场占有率等等，是一个综合指数。
所以全世界这么多年来都非常赞成用《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来衡量大企业）。至于说到大而不强这些问题，我觉得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衡量一家规模特别大的企业，还有一个指标——社会贡献率。也就是说它的税收、交银行的利息和财务费用、员工工资收入和保险，再加上利润等等，实际上这四个方面加起来就是社会贡献率。企业规模大了，社会贡献率也会变得很大。而不只是净利润这一个指标。
即使从净利润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客观看待与美国公司对比的问题。因为美国和我们的企业产业结构有很大不同：美国基本上在高端，我们现在还处于中端，我们大部分是普通的制造业，以及基础建设等等这些企业。因为产业结构有很大不同，所以从净利润来看也反映了这个特点。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息税前的利润。中国公司的息税前利润是可以的。但是，中国大部分公司是负债经营，所以我们的财务费用相对比较高。美国在资本项下，它的直接融资比较多，间接融资比较少，所以它的财务费用相对更低。我们如果抛掉利息、税收，就会感觉到利润低了一点。这是财务结构上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对500强首先要积极正面的看，因为本质上（我们中国公司群体近年来的迅速发展）是一件好事情。
章劢闻：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复杂问题的平衡视角——在把中国和美国比较的时候，不能忽视两边大企业群体行业结构、财务结构上的区别。此外，我们现在也在观察一个全球范围的趋势：大量的多元化大企业在不断分拆，比如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通用电气被一分为三。这种资本市场对上市多元化大企业的深层影响给我们中国公司带来一些什么启示？
宋志平：这个问题非常好。在20多年以前，我们资本市场衡量企业的价值的时候很简单，就是用市盈率。市盈率就是利息的倒数——如果利息是5%，市盈率就是20倍；有10亿利润，你的市值就是200亿。所以杰克·韦尔奇当年是多元化也好，进入金融业也好，他主要的思考就是不停地去创造高额净利润。因为你有高额净利润，市场上就给你比较高的估值。所以通用电气从160亿美元上升到6,000亿美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市值的公司。
但是，今天资本市场不完全这么看了。到了高科技、新经济时代，大家更看重的是你未来的价值——把科技，把新经济成分看得很重。市场的估值就不再简单地只看净利润，而是要看你在行业的领头地位、你的创新能力等等。所以这又促使企业去做专业化，去做行业龙头，或者细分领域的头部企业。然后（这些大企业）就开始分拆。我们今天撇去GE公司其它的问题，主要看资本市场，它分拆成三家专业化公司的现象背后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中国公司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过去主张整体上市，就把多元化堆到一起，规模的利润引来我们高额的市值。因为高市值公司有三个特征：首先，它们是行业龙头、或者细分领域的头部企业；第二，它们有高成长性和高盈利性；第三，就是规范的治理。主要是这三点。所以今天GE的变化（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一家公司），反映了现在资本市场和以前资本市场的区别。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好，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过程。
章劢闻：您刚才提到杰克·韦尔奇。中国要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除了口号，除了资本、技术的助力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管理上的创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管理创新？
宋志平：纵观我们40多年改革开放，早期是向西方，包括日本学习管理的。其实，近十几年来我们又走上了一条跟着美国学习创新+资本的道路。但是，最近大家注意到了我们要做成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我们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其实有四句话：
第一：产品卓越；第二：品牌卓著；第三：理念领先；第四：治理现代。
这个里面，产品卓越除了创新，在管理上也要加强，还要把技术+管理做好。我们这样才可以从制造大国迈上制造强国的道路，中国的制造不光要满足14亿人内循环，还要在国际上进行大循环，形成双循环。如果要成为制造强国，不能只有先进的技术；还必须有工匠精神和管理水平——也就是三精管理：组织精简化、管理精细化、经营精益化。现在大家都在推在学，这是我们的基础管理。对当前非常重要。
章劢闻：如你所说，若是像爱迪生那样一心只想做大老板，拒绝管理团队的话，世纪之交也许就不会诞生这家6,000亿美元、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宋志平：是的，爱迪生是一位大发明家，但是他认为企业就应该是技术+资本，不重视管理，所以最后被踢了出去。他开办了七家公司成为了后来的GE。作为对比，杰克·韦尔奇重视管理，他把摩托罗拉的六西格玛引入到了GE公司。
现在宁德时代做的是极限制造，就是六西格玛，也就是0缺陷率的极限制造，因此保持了电池的安全性。其实我们国内有非常多的好企业，它们目前在管理上也是精益求精，也是技术上创新加上管理上的精益求精，这样就可以做成世界一流的企业。
章劢闻：我们看到北欧、德国有背靠银行的百年家族企业、跨国公司。它们都是很好的案例。在吸取影子银行、民间借贷带来教训之后，今天在温州，你分享给台下的企业家和金融机构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
宋志平：首先温州模式，即民营企业家族企业，非常好。而且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它对中国经济的带动非常大——创造了温州的繁荣。温州如今在搞结构调整，也希望积极发展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因为过去我们民营企业虽然做的比较好，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新兴产业大规模布局等方面有欠缺。
所以现在市政府抓紧这么做，我非常赞同。我们纵观温州这些民营企业，它们真的做得非常之棒。但是坦率说，我们银行支持它们的时候，需要条件太多。家族企业发展也非常重要。我们国家有将近4,800万家公司制的企业。作为对比，现在资本市场A股公司也只有5,000家左右，即使以后翻一番（上市公司）也只有5,000分之一——也就是说大多数企业仍然不是上市公司，仍然要做家族企业，而不是大家统统上市。
所以，做好家族公司，做好大民营企业非常重要。中央提出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隐形冠军等，我觉得非常好。但是要特别注意我们金融界的支持。良好的金融体系，是支持民营家族企业发展的必备条件。
因为融资无非两种：一种直接融资，一种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就是直接投资或者上市，间接融资就是银行。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的银行在支持民营企业家族企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家族企业、民营公司主要靠间接融资，上市以后就靠直接融资。温州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要健康发展，希望我们的金融业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服务。真正为中小微企业、家族企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章劢闻：感谢宋总，您今天为我们看待一些复杂问题提供了很多非常稀缺的宝贵视角和方法，也做出了一些呼吁。我相信同时在台下，在其它地方收看我们对话的公司建造者们也会有很多启发。期待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入的探讨，再次感谢宋总。（财富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