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是否会终结全球化？诺奖得主这样认为
今年7月底，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表示，美国经济正在经历V型复苏。不过，美国各公司的CEO们并不这么认为。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向《财富》杂志提供了其对全球CEO和高管的调查结果。在美国CEO中，42%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会出现U型复苏，也就是更温和的反弹，26%预计会出现可怕的L型复苏，23%预计会出现W型复苏或二次衰退。
只有9%的美国CEO预测经济会出现V型复苏，经济反弹与经济收缩的速度几乎相同。
数字化则成为今年CEO讨论中另一个重要主题。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指出，有60%的欧洲CEO和57%的美国CEO认为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是这场疫情带来的最重要的长期影响。在中国，这一比例为40%。
不久前，《财富》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对CEO们进行了一项调查。在这份调查中有77%的CEO表示，其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在这场经济危机期间明显提速。40%的CEO称增加了IT基础设施/平台方面的支出。
应该说，我们现在讨论的所有企业数字化问题，都无法脱离两个大的疑问和语境：疫情将要持续多久？以及，全球化的趋势是否就此割裂？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腾讯首席战略官兼高级执行副总裁詹姆斯·米切尔（James Mitchell）在本月《财富》（中文版）参与的一次对话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以下是两位主要观点，内容经过编辑
谈全球化
埃里克·马斯金：全球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中国奇迹主要归功于全球化，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如此。
如果疫情终结了全球化，或者至少导致其倒退，我就会担忧未来的增长。世界经济的增速将会低于之前，全球化允许我们利用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在全球化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这些优势就无法发挥。此外，正如我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默（Michael Kremer）的一些合作研究所指出，全球化实际上让全球的劳动力成为一个整体。
如果新冠疫情终结全球化，所有人都会遭殃。当然，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是的，疫情发生时，一些国家会很自然地倾向切断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防范疫情输入。但是这个目标不太可能实现。
我们确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不论一个国家多么努力，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当然我也觉得全球化碰到了麻烦。我认为作为经济学家，应该尽我们所能来保护它。它一直是推动增长的力量，也是一股与贫困斗争的力量。中国已经成功地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
全球化也不是没有问题，当然，任何一个像全球化一样强大的东西，必然会在带来益处的同时引发问题。但在我看来，有些问题是可以纠正的，我觉得全球化是需要很好地保持的。
詹姆斯·米切尔：全球化一直是、现在仍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发展引擎，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帮助数十亿人摆脱贫困。因此，我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虽然全球化是喜忧参半的，但它显然是一个长期的主题。
我认为1919年的全球瘟疫并没有对全球化或去全球化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当然，当时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淹没，如果再往前看，13世纪的黑死病的确重塑了当时的资本流动和贸易行为。但这并没有阻止资本流动或贸易行为。你可以争辩说，欧洲经济的重心由此从意大利北部迁移到易北河流域，以及英格兰、荷兰等国，特别是纺织品贸易方面。你也可以说，它将议价权从资本和土地转移到了农民身上，因为人口缩减，单位土地面积相对的劳动力更紧缺。
我确信，这场特殊的危机不会带来像黑死病那样巨大的痛苦，但是它可能会改变资本流动或经济活动的通路。这些我们只能在未来数年中静观其变。
谈技术与创新
詹姆斯·米切尔：关于技术创新问题，我认为全球化会催生某种形式的技术创新。世界仍然具有全球化属性，但也许在本质上会两极分化。这会导致创新的持续，但是流向却改变了。你在开场时提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创新和技术变革的速度大大加快。我的观点是，在腾讯这样的企业，这种感受是很真实的，因为，我们专注于在智能设备上提供社交网络、娱乐和企业软件。
但如果你是一家像波音或美国航空这样的企业，你可能会说，实际上航空航天工业的技术变革速度，在1930年到1960年之间要快得多，当时从螺旋桨飞机改成大型喷气式飞机，速度远高于1960年到2020年。可以说，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在航空航天领域唯一真正的创新是火箭，比如像Space X这样的企业开发了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不管怎样，我认为人类天生具有创新精神。我们有一个天然青睐创新的全球体系，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创新主要聚焦微型化，比如集成电路、智能手机，以及上面承载的软件。但是，未来创新的重点可能会转移。我认为创新将继续以不同方式延伸到不同重点领域。
埃里克·马斯金：有一句古老的英语谚语说，需求是创新之母(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novation)。我不确定汉语是否有对应的说法，主要含义就是，我们最具创新性的时刻常常发生在身处困难之时。所以反过来说，我认为疫情有可能实际上会促进创新。
它推动世界上的生物技术企业研发新药，比如一种新的疫苗、新的基因疗法来应对疫情。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努力都会对其他产品产生很多溢出效应。
詹姆斯·米切尔：外源性冲击确实可以刺激创新。不管是创新之父还是之母，都是这样。
但是，冲击肯定会刺激人们产生各种反应，比如说，二战的六年催生了原子核能研究，衍生出电子计算，带来了现代抗生素，还有喷气式发动机、雷达。所以，我的假设是，无论外源性冲击持续多久，它在激励疫苗和防疫措施等直接的技术创新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成效，而且会间接衍生出新技术。
当然，创新者的行为在外源性震荡时期可能有别于平时。一般来说，在战争期间，政府在激励、资助和促进创新方面成为主要推动者，而在当前这场特殊的危机中，大型制药企业的确在加紧行动。
和过去相比，他们冲在最前线，与政府、顶尖大学合作，他们的成果非常值得期待，不论是疫苗等直接成果，还是其他间接成果。我认为，无论新冠疫情是否发生，世界都会从一种基于物理学的范式转向基于物理和生物学的新范式。这一趋势基于人类对DNA和RNA进行测序的能力，以及实际上对病毒进行编码或调整DNA的能力，而新冠疫情会直接或间接地加速这种转变。
埃里克·马斯金：另一个被快速推进的技术进步领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现在是从波士顿参加对话，你们在中国。计算机通信技术和其他现代技术不断进步。这本来就会发生，只不过现在比几个月前更难面对面交流。我所在的哈佛大学的教学技术已经在几个月内有了明显的进步，实际上大多数课程都不需要现场授课了。
我们的大部分互动会走到线上，现在人们担心，仅仅通过在线平台交流会不会丧失一些东西？但同样的，这将取决于技术，可以想象未来会有更加实质性的改进，以至于很难辨别大家是否真在同一个房间里，还是通过电脑。这些都是可以期待在未来几年实现的改善。
詹姆斯·米切尔：您的话很有意思，我最近在重读一本小说。一本三十多年前的书，但可以说重塑了现代互联网 ——《神经漫游者》，作者威廉·吉布森。
令人吃惊的是，作者在互联网真正出现之前很早就发现端倪。他把很多微妙的东西揭示出来，在神经漫游者的世界里，人们四处走动。如果需要联系其他人，就去电话亭，用固话给他们打电话，但有时没人接听。那只好回家，然后从家里登录到一个虚拟世界，一个物理世界的逼真镜像，但登录需要使用固定地点的固定设备。
当然，这与过去三十年世界的实际演变是相反的。也就是说，现实中互联网越来越多通过智能手机产生连接。但另一方面，我们在互联网上与其他人的连接体验是分裂的，仅通过非常碎片化的应用程序来协调。所以你我之间的互动可能是通过即时通讯软件、电子邮件、视频会议APP，但每一种体验都是割裂的。我们在这些互联网体验上的社交图谱，与其他任何场景的社交图谱都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人们被迫居家隔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对全方位虚拟体验的需求在增长。几周前我和我的孩子们一起玩游戏，游戏里一度聚集了1200万玩家。几天前，我又登陆游戏时，发现旧地图被打爆了，绘制了新地图。
这让我瞥见所谓的隐喻的一角，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不同形式的虚拟化，更类似于小说30年前的想法：在虚拟世界中，复制更多的物理世界的体验，而不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隐喻，即通过手机随时进入个性化的世界。
谈企业数字化
詹姆斯·米切尔：我认为，疫情加速了支付和企业软件的数字化，并刺激了云服务的采用，当然，这确实是现在不同垂直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情况千差万别。
我认为中国的支付已经相对高度数字化，可能其他发达国家也会快速追赶中国，支付数字化在中国已经在中国已经非常普及。
另一方面，在帮助企业上云方面，中国比美国的进程落后很多年，也相对落后于欧洲。疫情刺激了中国企业上云的愿望。但在短期内，愿望和能力、人才供应之间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因为特别是在中国，许多工作负载没有从内部部署转到外部部署的云上。
实际上，很多企业刚开始创建数据，第一次将数据数字化，第一次构建数据数字化的过程，需要第三方的现场支援，比如腾讯派员工去客户现场，以促进数据的数字化。
新冠疫情下，有一些安全问题需要考虑，比如企业是否很快接受外部员工进入现场帮助他们实现数据、流程数字化。我认为，从中长期来看，这场疫情肯定加速了数字化趋势。但是从非常短期的角度来讲，人的安全总是要放在第一位。
这是关于疫情的问题。就企业如何衡量自己在数字化方面的进展而言，我的初步想法是，需要个案分析……企业在确定数字化前景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之前，需要深入审视自己，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解决方案，这可能不适合他们的特殊需求。
埃里克·马斯金：关于供应链的问题，有人认为疫情可能切断全球供应链，但我认为这没有抓住重点。
疫情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并不是说与国内供应链相比，全球供应链的风险更大，而是过于依赖任何一个单一的供应链都是错误的，因为那个供应链，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全球的供应链，都可能被破坏，而且常常由于突如其来的东西，比如疫情。
因此，应对疫情的正确对策不是从全球供应链转移到国内供应链，而是拥有多元化的供应链，因为国内供应链也可能受到干扰。所以一家企业不应当再依赖单一的供应来源，而是要多元化。如果一个来源由于某种原因变得不可用，还有其他选择。
当面临风险时，应该分散投资组合，这是稳健金融投资的基本原则。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如果我们面临可能因疫情而中断的风险，我们也希望使我们的供应商多样化。这才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而不是说全球供应链本质上是有风险的。（财富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