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党派明星获得曼哈顿联邦检察长提名
普里汀德•巴拉拉认为判例法要求企业为无赖员工行为负责是不公平的。
作者：Roger Parloff
奥巴马总统提名普里汀德•S•巴拉拉（Preetinder S. Bharara）担任包括曼哈顿在内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长时，一些人对这桩颇具讽刺意味的事件暗自窃笑。巴拉拉作为参议员查尔斯•舒默（Senator Charles Schumer）的首席法律顾问，领导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就前司法部长阿尔韦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将美国司法部政治化，尤其是开除九名联邦检察官事件的调查。一些人表示，现在挑选他来领导全美最受人关注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是对他的政治嘉奖。
但是那些了解巴拉拉的人，不管是来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对他赞不绝口，认为其业务出色，不问政治，大公无私。对于商界人士来说，巴拉拉还有另外一个优点，那就是常常会深入思考在商业犯罪诉讼里，如何在不阻碍执法需要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避免诉讼越权。2007年，巴拉拉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篇32000字的法学评论。
前总统布什的白宫副法律顾问，现威嘉律师事务所（Weil, Gotshal & Manges）合伙人比尔•布尔克（Bill Burck）说道：“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专业最诚实的人。”在一次采访中布尔克还说过“来华盛顿的时候他是一位无党派人士，现在离开时他仍然是一位无党派人士。”
巴拉拉现年40岁，出生于印度旁遮普省，后于1970年随父母移民美国，在新泽西州蒙莫斯郡长大，1980年加入美国国籍。1990年毕业于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199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Columbia Law School）。
曾在2001年到2003年期间在美国前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劳夫（John Ashcroft）治下担任负责法律政策的助理司法部长的韦耶特•丁（Viet Dinh）回忆说：“我和普里汀德第一次见面是大学开学的第一周。第一天，我们就对（美国宪法）制定者认为人是性本恶还是性本善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我们从下课一直争论到吃饭，最后在图书馆前面一直争论到了晚上。那是在1986年，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我结婚时他还是我的伴郎。”丁现在是华盛顿一家法律与政策公司班克罗夫特事务所（Bancroft Associates）的合伙人，同时还是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法律中心的教授。（巴拉拉没有回复我们的采访请求。在举行任命听证之前，提名人一般不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法学院毕业后，巴拉拉获得了执业资格，先是在一家大公司格信律师事务所（Gibson Dunn & Crutcher）工作了三年，之后跳槽到Shereff Friedman律师事务所（后更名为Swidler Berlin Shereff Friedman），主要从事民事诉讼和白领刑事辩护工作。
“他一直都是我最喜欢的年轻合作伙伴之一，”当时Shereff Friedman事务所的合伙人，现就职于岱恪法律事务所（Dechert）的安德鲁•莱万德（Andrew Levander）回忆道，“作为一名律师，他具备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很有幽默感，细心，聪明，充满活力，受人尊敬。”（莱万德现正代理基金经理人斯拉•默金将客户资金投资于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旁氏骗局的案件。）
2000年，巴拉拉由时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长的玛丽•乔•怀特（Mary Jo White）聘任为联邦检察官，纽约南区共包括曼哈顿、布朗克斯和纽约北部六个郡在内。就像所有年轻检察官一样，巴拉拉最开始时是在普通犯罪组（general crimes unit），随后调任到毒品组，之后又转到更为重要的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组。在这个小组，巴拉拉和其他人一道，成功起诉了中国帮派分子以及臭名昭著的黑手党首领乔•哥伦布（Joe Colombo）的两个儿子安东尼（Anthony）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ombo）。前联邦检察长，现德普律师事务所（Debevoise & Plimpton）合伙人怀特记得巴拉拉“绝对是办公室里的一颗明星，有原则，不问政治”。
2005年，巴拉拉搬到了华盛顿，成了参议院舒默的首席法律顾问，同时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行政监督与法院小组委员会（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s Sub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Oversight and the Courts）幕僚长。巴拉拉在南区所赢得的不分党派正直无私的名誉，据称帮助他在2005年调查司法部长阿尔韦托•冈萨雷斯开除联邦检察官案件时获得了来自各方的帮助。这一调查最终导致包括冈萨雷斯在内的六位高级司法部官员辞职。
“参议员舒默是一位党派支持者，”2002到2003年南区联邦检察长，2003年至2005年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的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如是说，“但是普里汀德却在所有政治派别间都很有威信，能够在两党都对其尊重有加的事件上发挥作用。”科米现任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总法律顾问，他表示巴拉拉的“坚持不懈和对于该机构清正廉洁重要性的重视”对于开展此次调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首先是一名检察官
2006年，一系列新的问题引起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注意，并对商界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在对涉嫌设计和出售非法避税方案的毕马威（KPMG）会计师进行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曼哈顿联邦法官刘易斯•卡普兰（Lewis Kaplan）拒绝受理了多个案件，严厉批评了南区的检察官，认为他们侵犯了被告的宪法权利。卡普兰的愤怒是由于检察官们根据由前司法部副部长拉里•汤普森（Larry Thompson）于2003年签署、备受争议的司法部备忘录的原则，对毕马威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其作为法人实体牺牲其员工的权利，以此来讨好并劝说检察官不要将毕马威作为法人实体而起诉。一旦公司本身被起诉，整个公司几乎毫无疑问地将迅速垮台，就像过去类似的起诉毁掉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哈顿（E.F. Hutton）和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一样。具体地讲，检察官们施压毕马威，令其停止为成为他们目标的雇员支付律师费用，解雇拒绝接受检察官讯问的员工（让这些员工放弃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并放弃毕马威自身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和工作成果特免权——否则就要作为法人实体被起诉。汤普森备忘录有效地赋予了检察官提出这些要求的权力，并以此作为不起诉该公司的条件。
尽管争论导致司法部纲领于2006年十二月被修改（由所谓的麦纳提备忘录提出，该备忘录取代了汤普森备忘录），该部门并没有取缔任何卡普兰法官认为被滥用的施压形式，而是设立了程序障碍以防止这些施压形式被再度实施。还有人提交了议案，可能会进一步调整措辞。
卡普兰法官的判决引起了两党的骚乱，主要集中于汤普森备忘录——阿什克罗夫特司法部和布什政府的人为产物，并认定其为问题的根源，然而就在此时，巴拉拉在《美国刑法评论》（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2007年冬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强有力地论证了虽然滥用职权确实存在而且有必要解决，问题的根源却在更深的一个层次。具体来说，他批评了判例法一个世纪以来上下颠倒、轻率鲁莽的演进过程，指责其创造出一个在根本上缺乏公正性的环境，身处其中的公司至少在理论上可能为其无赖员工的犯罪行为负责，即使这仅是一个低级员工，其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且违反了公司条例。尽管现实中的公司很少因为这种明显不切实际的案件而遭到指控，但是检察官之所以不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他们仁慈地行使了起诉裁量权。巴拉拉认为，要防止检察官在涉及法人企业的案件中越权，归根结底是要由法官来纠正判例法根本上存在的不公平性，使公司不再依赖于检察官的仁慈之心来避免由于无赖员工的行为被起诉。
当谈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时——例如麦纳提于2006年作出的修改——巴拉拉写道：“大量、分散、短期的调整不能满足长期目标，也就是要在‘可以起诉’和‘道德上应受谴责’之间达到和谐，而这个区间与企业息息相关。”
巴拉拉的好友，前司法部副部长明（Minh）把这篇文章看作巴拉拉能成为联邦检察长“完美”候选人的绝佳证明。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当人们只关注公司诈骗或诉讼越权的时候，普里汀德发现了事件的根源，并指出了法律原则中的深层次弊端。普里汀德首先是一名检察官，但是和其他优秀的检察官一样，他能理解政策产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以此调节自己的工作热情。他赢得名誉的方法不是单靠解决某个案子，而是着眼大局，做出正确的事。”
在今天这个损失惨重的商业环境中，愤愤不平的纳税人希望看到众多公司CEO下马，而巴拉拉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可以确保只有那些罪有应得的人被告上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