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约翰•邓普顿爵士

    友人们齐聚一堂，庆祝约翰•邓普顿爵士诞生96周年，以下是一位作家回忆起探访这位伟大的反向投资者。

    作者：Jessi Hempel

    如果约翰•邓普顿爵士（Sir John Templeton）现在还活着，他很可能正抢着买进股票。这位身家亿万的投资者最大几笔进账都是在上世纪（经济）最不景气时。他的信条是：“悲观情绪最强之时，是买进的最好时机。”

    邓普顿于7月辞世，在11月29日——他96岁生日之时——亲友齐聚位于拿骚的基督城大教堂（Christ Church Cathedral）缅怀邓普顿爵士，他在拿骚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约翰•邓普顿被女王册封为爵士，朋友们称他为约翰爵士，他于1954年推出邓普顿成长基金（Templeton Growth Fund），在此后的39年内，该基金获得了15%的年均增长率。邓普顿在1992年将此基金以4.4亿美元卖给富兰克林集团（Franklin Group），随后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职业生涯：慈善事业。他捐资15亿美元，赞助对灵性的科学研究，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例如“祈祷能否治愈疾病？”

    此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令我感到好奇，于是3年前我飞到巴哈马群岛去拜访他，我当时还在为另一家刊物写作。据他的助手说，我是最后一个拜会他的记者。

    约翰爵士住在一栋很小的盒状房子里，那栋房子看起来像是直接从战前的田纳西州拉过来，然后扔到了一座高尔夫球场上。柱子上的油漆有些剥落。简朴的厨房里还保留着1969年建造的工作台面和橱柜。我按门铃后，约翰爵士亲自来开门，他一边请我进门，一边热情地同我打招呼，言语中略带南部口音。

    约翰爵士始终是一名反向投资者，他通过逆潮流而动开创了一番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举国都在紧张的抛售股票，邓普顿从一位朋友那儿借了1万美元，把纽约两个交易所里所有价格低于1美元的股票都买了1股。那104家公司里，仅有4家破产了。在战后，邓普顿在日本投资，而当其它所有人都开始进入股市时，邓普顿选择了离场。而1987年市场崩盘时，邓普顿则继续大肆买进。

    在他作为慈善家的这第二段职业生涯里，邓普顿保持了这种镇定的精神。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他的起居室里讨论了这个问题。沿着后墙，从法式对开门里，可看到下面的高尔夫球场、豪华的Lyford Cay俱乐部以及远处的大海。直到最近，邓普顿每天下午都还会去海里劲走，在约3英尺深的水中跋涉，身着一件领尖有钮扣的正式衬衫和一顶帽子，以阻挡日晒。自92岁起，邓普顿开始下午打一小盹，但他的思维依然敏锐。我们坐在起居室内，抿着精致黄色茶托上杯子里的黑咖啡，他解释自己对于给予的想法。他对我说道：“我资助的是谦逊。”

    邓普顿的基金目标有些引人争议：他希望找到宗教信仰的科学证明。作为一名虔诚的长老教教友，邓普顿每天在邓普顿基金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祈祷，但他也十分欣赏数字驱动的投资逻辑。例如，他的慈善资金被用于研究定期去教堂对血压之影响的项目。而150万美元的邓普顿属灵现实研究或发现促进奖（Templeton Prize for Progress Toward Research or Discoveries about Spiritual Realities）获奖者中，包括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和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J. Dyson）。

    尽管那样，约翰爵士在捐助经费方面十分积极。每天早晨，他开着自己的四门起亚欧菲莱斯（Kia Opirus）——他告诉我这辆车的品质堪比高端德国豪华轿车，但要比后者便宜得多——穿过几个街区到达办公室，坐在蝶式软垫沙发上回顾议案并作笔记。他经常自己去复印。当我给他办公室打电话，有时是他亲自接的。而且他坚持每天发传真——有时一天发6个——给儿子提意见，后者曾是儿科外科医师，目前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康沼赫肯市的总部但任该基金总裁。

    约翰爵士在选择能获得丰厚回报的股票方面极具天资，不过他对于自己的经济成果却不感兴趣。他经常乘二等舱飞行。他厌恶债务并拥护节俭——在职业生涯早年，他存下收入的一半。约翰爵士对自己的生活有清晰的构想，并对此这样描述：“拓宽人们的思维，这样没人会自负的认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他们应该热衷于学习、倾听、研究，而不是禁闭、伤害、屠杀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者。”

    在目前这个极为混乱的时代里，很缺乏邓普顿这种在所有问题——经济和宗教——上的反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