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漏油案判决的影响

    作者：Roger Parloff

    美国最高法院于周三对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石油泄漏事故的赔偿问题做出判决，大幅削减了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对阿拉斯加渔民和其他居民的赔偿金额，将其由25亿美元减少到5亿美元。这一裁决可能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广泛影响。

    在判决过程中，高等法院又一次在一个一直困扰着美国商界及其监管者的问题上大费周章：如何把握判决的力度呢？不仅仅要赔偿原告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同时又可以惩罚被告，以及遏制此类事故再次发生。在1996年的一个著名案例中，原告购买的一辆新宝马车的喷漆出现了问题，损失4000美元，因此提出2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最终被最高法院驳回。

    此次埃克森案件的背景与以往惩罚性赔偿案的背景有所不同。一些专家认为这使得最高法院在此次判决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在早期案例中，最高法院通常要判断州法院陪审团的惩罚性赔偿判决是否过了头。在这样的案件中，最高法院的唯一干预权就是当发现联邦宪法禁止州法院陪审团做出这样的判决时，宣布赔偿过于严苛，违反了正当程序。

    然而，此次的埃克森案件属于联邦海事案件，因此最高法院行使以上干预权的法律依据十分有限，主要是基于所谓的联邦普通法所赋予的权限。因为联邦海事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不会引起商人们的太大焦虑，对于这些案件，可以像商会的行政处罚一样轻松做出裁决。

    法官大卫•苏特（David Souter）最后根据5-3的投票结果做出了裁决。同时，他特意暗示，此次对联邦海事案件埃克森赔偿案的裁决与依据宪法所能做出的判决相差无几，因为这一判决是按照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1：1的最高比例作出的。他在判决的脚注中写道，“根据宪法，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的比例最高限额最好是1：1。”陪审团裁定的赔偿性补偿额是5.075亿美元，最高法庭将惩罚性补偿额削减为5亿美元，这样两者的比率约为1：1。

    全国性律师事务所Mayer Brown的合伙人埃文•塔格（Evan Tager）对这一引人深思的脚注评论道，“这不是意外。”他是惩罚性赔偿案件的专家（一般为企业辩护），在这个案件中他负责为埃克森起草辩护书。“他们根本不用提宪法问题。因为在State Farm对Campbell案件中出现了1：1的处罚判例。在此搬出宪法，低级法院会认为，在以往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没有认真对待这个1：1原则。”

    在2003年裁决的State Farm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决，惩罚性赔偿高于补偿性赔偿9倍与宪法不符。又另外补充道，“如果补偿性赔偿金额本身很大的话，惩罚性赔偿的金额就应该少些，与前者相等应该是惩罚性补偿的上限。”苏特在脚注中写道5.075亿美元的补偿性赔偿金额已经很高了。它本身就足以鼓励受害方提起诉讼。

    三位自由派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不认同法庭的判决。他们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允许国会作出1：1 的判决（如果国会想要这样做的话），而并非预先拟定自己的判决。（他们认为多数人过于保守，没能显示出“司法的约束力”。——在一个原则上比较保守的法官领导下，往往会做出这样平庸的判决。）同时，他们也反对大多数人认为的埃克森公司不应该对此负责这一看法。因为法庭记录显示， 埃克森•瓦尔迪兹号的舵手十分鲁莽，在离港之前，还灌下了五杯双份伏特加，最终使船在暗礁处搁浅。

    史蒂芬法官指出，“陪审团有理由认为，埃克森明明知道这个舵手是一个酒鬼，却仍然允许他驾驶载有数百万加仑石油的油船，而他航行的海域关系着本案中多位原告的生计。这个舵手酗酒成性，撞船和石油泄漏事件迟早会发生。”

    埃克森案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令最高法院的律师感到头痛的是：法官要求退出案件审理，一般因为他们持有该公司的股票。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法官退出了埃克森一案的审理（法官们一般不会宣布他们退出的理由），结果，在判定根据联邦海事法，一家公司是否要为其职员的鲁莽行为导致的后果进行惩罚性赔偿这一问题时，最高法庭最终投票结果为4：4。在这种情况下，低等法院的判决获得通过，但是不会成为供以后判决参考的先例。

    在早些时候一个重要的优先权案件中，Warner-Lambert 与Kent律师事务所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上个月最高法院被迫放弃了对一项判决的审理。该判决允许针对一家公司进行集体诉讼，这家公司与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有业务往来。原因就是4位法官退出案件审理，使法庭达不到法定人数的要求，因此审理被迫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