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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三城话本

中国崛起与现代新儒学

严飞 2016年01月12日

严飞,学者、专栏作家,先后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长期为两岸三地报刊媒体撰写文化评论、政论时评及书评。

中国的崛起使得复兴儒学进入一个最好的时机,同时全球一体化对冲突与调和的平衡要求亦使得中国文化中“调和共存”的理念得以推广。


大国崛起,必须有强大的文化根基为后盾。然而纵观中国过去的发展历程,却多次出现批儒学、反传统的政治运动,并由此造成了严重的价值真空、信仰失落以及认同危机。其直接的结果,儒学在现实中的命运一度跌至最低谷。然而,制度的儒家虽死,精神的儒家不灭。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日益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凸显出文化认同与寻找自我的大潮,呈现出儒学的复兴之势。

现代新儒学产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1921年,在“德先生”和“赛先生”指引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被视为封建保守的儒家思想,儒学被人们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没能产生科学和民主并深陷落后挨打之境地的罪魁祸首。在儒学传统与中国之精神联系行将被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等西方思潮割断之际,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梁漱溟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率先打出新孔学的大旗,公开倡导在现代社会复兴孔子儒家学说,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现代新儒学由此诞生。此后不久爆发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更使新儒家的基本理论立场进一步得到凸显,那就是以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为科学主义绝对化了的科学理性,以此作为新儒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点。

现代新儒学思潮,就此以梁漱溟为起点,大体上经过了三代学人的发展。第一代学人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人,从五四运动起持续到1949年,广泛宣传新儒学的文化主张;第二代学人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从上世纪50年代起持续到70年代末,其中心亦由大陆迁移到港台,主要围绕“传统与现代化”这一中心主题,建构出“本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学理规模;第三代学人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直至今日,以推广“文化中国”和搭建“世界伦理宣言”(Declaration toward a Global Ethic)为主旨回应全球化变革之下的文明冲突。

现代新儒学之所以新,是相对于孔子创立的儒学和宋明理学而言,其使命是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和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一种文化思潮。中国文化问题是全面性的,道德宗教要求成就“善”,文学艺术要求成就“美”,科学真理要求成就“真”,民主要求妥适处理国家公共事务以及人民的权利义务。这些都要求新儒学必须从头反省,一一成就。

在第三代新儒学学人看来,儒学的复兴不仅可以解除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面临的危机,而且可以促成东西方不同文明的对话。被喻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刘述先,就曾在著作《儒学的复兴》中指出,东西方文化并不需要在意见与题材上寻求一致,未来的世界不需要发展成为一个无差别的统一世界,恰恰是因为有不同文化的差异才能够构成一个丰富的世界文化宝库,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而导致文化的革新。但世界文化的多元开展并不意味着分崩离析,并不意味着一定互相排斥,恰好相反,多元开展正需要一种开放式的对话,需要谋求一种低限度的共识,以避免文明冲突的加剧。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为己之学”及“仁义礼智”,在此基础之上,以宋儒“理一分殊”的睿识来促进多维度的对话,可以解决既尊重差别又平等互待的问题,并接通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

另一方面,现实的中国文化绝非理想,有其成就也有其限制,必须严加批判,才能脱胎换骨,走出当前的困境,这是中华民族自觉要做的一件大事。所以,新儒学必须根据自己文化生命的命脉,来和西方希腊传统所开出的科学、哲学,以及西方由于各种因缘而开出的民主政治,来一个大的结合。按刘刘述先所言,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只有回到孔子‘和而不同’的体证,‘知其不可而为’的精神,才能把握一线希望,打破当前的僵局,不被恐怖主义绑架与帝国主义牵制,而祈向在弥漫的仇恨与偏见的扭曲之下开创新局,不要让人类与地球加速度地奔向毁减的边缘。”

当前,中国的崛起使得复兴儒学进入一个最好的时机,同时全球一体化对冲突与调和的平衡要求亦使得中国文化中“调和共存”的理念得以推广。可以说,无论儒学是否会在未来从边缘回返至中心地位,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认同的重建势必将为崛起的中国注入新的活力。(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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