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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管理实践课

在价值链的社会化中受益

邓勇兵 2014年12月22日

生死循环是自然规律,实体经济的兴衰也是正常的。在自己的实体经济感受到压力时,应该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社会大环境,找到解决办法。
价值链社会化,包括内向与外向的社会化,是当下海尔变革的核心。

    近年来,企业剥离业务单元价值链某些特定环节的现象越来越多。戴尔将一些制造工厂卖给鸿海,逐渐剥离制造。一些新创企业甚至一开始就锁定某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业务的特定环节,倾注全部精力于其中,而将其他环节交由外部公司承担。比如小米公司,只关注设计、销售与品牌沟通,而将技术研发、制造等环节完全外包。

    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作外部化,或者市场化,与之对应的是内部化。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们常常以此来解释企业行为。随着商业关系的日趋复杂,企业间关系已不仅仅限于交易关系,而是包含了交易关系与非交易关系(比如共同应对行业问题而形成的关系)的结合体。因此,或许用“社会化”,更符合商业社会的真实情况。如果再结合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就会发现,前述行为就是价值链的社会化。

    海尔是价值链社会化的受益者,而张瑞敏是个中高手。当年在国美苏宁强势崛起,几欲垄断家电销售渠道之时,张瑞敏决定强化包括物流在内的自有渠道,使得在与国美苏宁的合作中议价能力得以提升,而无需承担太多制约与风险。同样自建渠道的,还有格力电器,格力电器甚至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不与国美苏宁合作,而是选择和经销商利益捆绑,完全依赖自有渠道。

    然而,自建渠道的成本是巨大的,并且触角越深,成本也越高。随着家电企业的竞争加剧,尤其是价格战时有发生,家电产品的利润也越来越薄弱,如张瑞敏所说,“利润就像刀片一样薄。”在这种情况下,海尔的渠道开始向外社会化,寻求释放富余的渠道能力——“日日顺”作为海尔集团的一个独立品牌应运而生。它有意在名称与标识上区别于海尔,这也显示了张瑞敏欲将其渠道社会化的初心。

    除了承担海尔所代理的通用电气家电品牌在国内的物流与配送服务之外,其他一些国内、国际的家电品牌,亦陆续将配送与服务的订单交给日日顺,日日顺的社会化业务在其业务结构中的比例于是逐年上升,甚至有超过集团内业务之势。2013年底,阿里巴巴参股日日顺,海尔渠道的社会化才真正引起关注。

    事实上,日日顺的社会化远不止于承担非海尔业务这么简单,日日顺自身,也是一个社会化的功能构成。根据海尔公开的信息显示,日日顺的9万辆车,按每辆车配备的两位服务人员,共计18万,也并非海尔员工,而是来自社会资源,他们可以自由组合,形成搭档。另外一方面,支撑整个网络运营的诸如以往的工贸公司、仓储,也随着海尔所谓“在册员工”转“在线员工”的变革而逐渐社会化。

    价值链社会化,包括内向与外向的社会化,是当下海尔变革的核心:通过向外的社会化,日日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非海尔订单,这些订单不只是物流配送,而是越来越多的追加了增值服务;而通过向内的社会化,按照张瑞敏的设想,研发、制造、人力资源,甚至财务这些环节,都可以交由外部公司承担——事实上,近年来,以上这些领域的相当一部分工作,海尔已交由外部供应商来承担,在海尔的外围,已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供应商生态。

    我们再来看看技术环节。

    尽管在一些核心业务领域,海尔依然保留了强大的研发功能,但相比之下,海尔对于外部技术的引入,尤其是一些跨界技术的引入,较以往更为频繁。张瑞敏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引用《维基经济学》的说法:世界就是我的研发部。他甚至据此延伸为:世界就是海尔的人力资源部。张瑞敏希望研发部门的人不再是埋头研发,而是充当“接口人”,对接外部一流资源。

    当然,这种方式也引起过一些争议,以后的文章中,也陆续会有一些讨论,比如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制造回流的现象,以及,为什么坚持以“掌握核心科技”为宗旨的格力仅凭空调产品和少数边缘业务,就可以取得年销售额过1200亿元的规模。但这里要讨论的是,大公司将技术外包,会客观激活社会力量对技术研发的动力。在以往,大公司几乎垄断了应用技术的研发。这大概也可以解释,颠覆式创新以往只是零星发生在少数的领域,而近年几乎有遍地开花之势。

    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比如海尔,以及拥有资本后盾的新创公司,比如小米,不再寻求垄断技术,而是充当技术社会化研发买单人的角色。当然,小米因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有搭便车之嫌,比如新近推出的空气净化器,被媒体指责为抄袭了日本品牌巴慕达2012年发布的一款产品。

    但无论如何,在一个知识产权受到保护的环境中,社会化的技术研发较大公司垄断技术研发,更能推动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因为这种技术在没有量产化之前,就已经受了是市场的考验,并且它能自身快速迭代。因此,可以预见,这种社会化的技术研发,将成为一种趋势。

    研发社会化与大公司垄断研发,开始相互博弈:大公司按原来的模式继续向前,推动技术开发;而社会化的力量,甚至包括那些从大公司裂变出来的力量、走出校门的创业者等,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推动技术开发。当然,并非全然是对抗,社会化的技术创新与大公司的技术创新之间,开始逐渐形成一种竞合关系:竞争体现在,大公司会试图消灭或打压来自诞生于社会化的替代技术;合作体现在,当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时,他们会选择购买或者寻求合作。因为多数时候,社会化的技术,或者能带来更低的成本,或者能带来更高的价值,让他们亦得以受益。(财富中文网)

作者邓勇兵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者,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华商研究中心博士后,从事经济史、企业史与管理变革研究。他毕业于南开大学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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