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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近观欧洲

国际资本缘何弃“新”投“旧”

赵永升 2013年08月28日

赵永升,财富中文网专栏作者,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本专栏聚焦欧洲经济、文化及中国公司在欧洲的发展。
近期,包括李嘉诚家族在内的国际资本似乎正在撤离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重投欧洲等老牌市场的怀抱。一方面是因为新兴市场近期表现不稳定,相形之下,欧洲经济形势因危机缓和而表现出一定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欧洲资产正在折价甩卖。

    
(来源:国家统计局)

    观察近期涉及欧洲投资领域的报道,篇幅最多的恐怕就是诸多国际资本“逃离”新兴市场、重返欧洲的新闻,而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则是李嘉诚对英国投资偏好的加浓。作为一代“香港梦”代表的李氏家族显然已流露出越来越浓厚的“欧洲情结”。迄今,李嘉诚旗下约一半的公司资产都已转移到了欧洲,而三年来的海外并购金额累计更是高达1,445亿港元,难怪有人戏称李嘉诚之子“几乎购买了整个英国”。

    有些评论认为资本“逃离”新兴市场是由于欧洲经济复苏所致。笔者以为远没有那么简单。尽管形势略有好转,但欧洲还是原来的欧洲,只是面对近期表现不稳定的新兴经济体,欧盟相比之下确实表现出了显著的“比较优势”(CA: Comparative Advantages),进而引发相当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其实,欧洲还是原来的欧洲。虽然大家谈的少了,但欧债危机依然在发酵。诚然,欧债危机确实不如原来那么严重了,欧洲经济的“颓势”也在逐渐减弱。根据欧盟统计局14日公布的GDP数据,欧元区17国和欧盟27国第二季度GDP环比均增长了0.3%,创下了2011年一季度以来的新高。作为欧盟两个“火车头”的德国和法国,二季度GDP增长分别为0.7%和0.5%,分别为这两个国家一年多来和2011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超过预期的经济表现自然释放出一定程度的经济好转信号。当然,欧洲要真正走出困境尚需时日。

    尽管欧洲的经济表现算不得上乘,但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却是足够抢眼。新兴经济体的商业活动今年7月出现了四年多以来的首次萎缩,“金砖四国”的产出和新业务均出现下降。尤其是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从去年第一季度开始,也进入了减缓发展期,GDP从8.1%降至7.8%;今年二季度GDP同比增7.5%,上半年增7.6%(如下图所示)。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新兴经济体的信心开始减弱,貌似一波“唱空狂潮”随之掀起。欧盟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形成的这种“比较优势”足以引发部分资本撤离新兴市场、迁往欧洲市场。

    除了“比较优势”,欧洲资产的“贱卖”也是吸引国际资本向欧洲流动的一个主因。持续发酵的危机促使欧盟国家被迫开始“贱卖”资产,价格降幅从两三成到七八成不等。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仅今年以来,作为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在英国的投资并购项目就已经高达20多亿美元;至于各类资本在欧洲大陆各国的投资项目,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同时,在笔者看来,欧洲对国际资本的开放主要还是集中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项目。2011年10月,中英双方签署了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英方明确表示欢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例如李嘉诚名下的企业2010年就斥资58亿英镑买下英国电网,次年又以24.1亿英镑收购英国水务公司,去年又花6.45亿英镑收购英国天然气供应商。仅最近三年这三笔交易总额就高达近90亿英镑,分别掌控了英国30%的电力供应、7%人口的用水供应以及覆盖英国25%国土的天然气供应。另外,中投公司也购入了英国泰晤士水务8.68%股份,以及伦敦希思罗机场10%的股份。手笔之大,令人咋舌。

    除了基础设施,房地产也成了新的投资热点。以前极少有大笔的投资,基本属于个人投资范畴,而如今动辄就是上亿英镑的大型商业地产项目。仅从今年最近的三个月来看:5月,中国地产开发商总部基地集团与伦敦市政府签署了总额达10亿英镑的“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地产开发项目;6月,大连万达集团宣布投资近7亿英镑在伦敦核心区建设一家五星级酒店;7月,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宣布斥资2.6亿英镑购买伦敦金融城地标建筑劳埃德大厦。中国对英地产投资规模之大、频率之密由此可见一斑。

    倘若说香港人与英国有一层特殊渊源的话,那么,中国大陆资本为何也对欧洲趋之若鹜?严重“过剩”的中国资本,不断升值的人民币,放缓的经济增长,以及不可否认的投资环境的“不稳定性”……鉴于这些因素,“往外走”似乎也是部分资本的无奈之举。中国资本的输出已成为国际资本流动大潮中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无论是非洲还是南美,澳洲还是亚洲,几乎无处不见中国资本的足迹。

    而其中,欧洲越来越成为不但是国际资本、而且也是中国资本的青睐之地。今年第二季度,欧盟经济虽有所起色,但从具体构成来分析,笔者认为此番增长应归功于消费支出以及工业产出的积极效应。前者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暑期效应”与“假期效应”,后者则与欧盟的工业刺激与贸易保护举措相关。而这么长的暑期和假期,一年中也只有第二季度能够获益,第三和第四季度只能望洋兴叹;而贸易保护的做法更是鼠目寸光之策,难以持久。同时,欧债危机并没有从根子上得以解决,欧盟经济中最为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也只是略有触及;在结构问题依然严重的欧盟,仅靠工业刺激显然力不从心。更不用说“南欧猪国”中除了葡萄牙目前表现颇佳之外,欧元区的老三和老四,也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经济依然受困,欧债危机“震中”之一的希腊等国也继续呈萎缩态势。这样一来,悬而未决的欧债危机实际上给国际资本和中国资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投资机遇。

    当然,在笔者看来,强烈吸引着国际资本的另一个原因还有,欧洲作为一块世界上率先工业化的大陆,早已是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一个具有文化内涵的社会,一个将历史与现代、利益与道德有机结合的社会。同时,欧盟政府巧妙地结合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对企业的微观宽容,这种情形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

    总之,欧洲“贱卖”,资本好逑,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因,却并非是唯一动力。要知道任何资本都是无国界的,因而也是国际的;任何资本都是自由的,因而也是无情的。每个经济体只有倚靠改善投资环境、进行社会治理,才能拥有更多的“比较优势”,进而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资本流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财富中文网)

    本文作者赵永升为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巴黎第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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