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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商业史话

上海家化:国企改制之艰

杜博奇 2013年06月19日

秉承写史笔法,记录当代中国商界变迁。作者杜博奇,财经作者,长期观察本土商业史和公司史,著有《中国高层经济智囊》(合著,中信出版社)、《中国首富报告》等作品。
上海家化改制酝酿之久、谋划之周密、选拔之挑剔,仍不免遭遇动乱,可见国企改制之不易。今天,上海家化集团的动荡,恰恰凸显了国企改制长久以来被忽略的“最后一公里”。

    五月以来,葛文耀倍感煎熬。他一定不会料到,自己在家化集团28年风风雨雨,到如今迎来得竟然是一场美梦的破产——他先被突然罢职,又迅速官复原职,之后卷入“私设小金库”的质疑。站在葛文耀对立面推动这一切的,就是他曾经精挑细选,自以为情投意合的新东家。

    国企改制之路充满坎坷。国有企业摆脱体制,向市场渐进的过程,时常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争议,譬如资产贱卖、国退民进、外资进犯等等。而上海家化的遭遇却颇为新鲜。

    改制是一个动态过程,难点在于产权变更的规范化、合法化。人们历来关注的问题是“国有资产卖给了谁?”“为什么卖给他?”“交易是否合情合理?”至于改制之后企业去从,似乎一直少有人问津。

    合理的解释无非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国有股份既然已经退出,对改制之后国企的命运也就不必肩负责任。表面看,国有股份在预期价位套现退出之后,企业经营此后是好是坏,资产升值或贬值,已经与国有资产没有什么干系。然而,国企改制不仅涉及到公有资产的处置,还关系着企业兴衰、行业变迁以及职工未来——在产权交易的背后,隐藏着无数个活生生的个体和家庭,更进一步,还涉及到整个行业的竞争态势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变动。因此,国企改制并不是“一锤子买卖”,更不应该用纯粹的交易眼光进行短期的审视。

    今天,上海家化集团的动荡,恰恰凸显了国企改制长久以来被忽略的“最后一公里”。

    用资本的眼光看,家化集团属于优质资产,旗下拥有一家上市公司“上海家化”,“美加净”、“佰草集”等知名品牌,以及若干酒店、大厦等不动产。在本土日化行业,它不仅处于行业领导地位,还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足以与外资巨头相抗争。这些优势,并非全是依靠其国有背景和政策扶植取得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葛文耀的商业才能。与大多数国企高层频繁流动不同,家化集团的管理层较为稳固。葛文耀从1985年至今,除了期间短暂去往合资企业担任总经理,一直领导家化集团,带领这家老牌国企在竞争激烈的日化市场异军突起。

    正因如此,葛文耀向家化集团注入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在企业内部建立了强大的个人威信,这在责任不明确的国企系统颇为少见。作为家化集团控股大股东,上海国资委对葛文耀这个国企经理人信任有加,给予充分的经营空间。这进一步加重了家化集团的“人治”色彩。

    家化改制并未走充满争议和风险的MBO之路,而是整体打包出售给平安集团,葛文耀等管理层享有一定的“股权激励”。这一改制策略的出发点,是希望借助平安集团的全球化眼光和雄厚资本支持,进一步扩大家化的市场优势——国企性质毕竟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譬如增加了进军海外市场的障碍。这一过程中,出于平稳过渡的考虑,对葛文耀为首的管理层施以“股权激烈”。退一步讲,作为酬谢往日功劳,激励未来工作的举措,也属于合理的市场行为。

    然而看似融洽的联姻,却有着不可弥合的裂缝。平安集团并不是一个志在长远利益的战略投资者,作为金融资本,它有强烈的利润压力和回报诉求。从这一性质出发,它入主上海家化集团之后,搁置葛文耀主张的短期不能盈利的海鸥手表项目和双妹复兴项目,计划出售三亚万豪酒店、上海家化大厦等行为就不难理解。但是,这在葛文耀,却是万万难以接受的。

    归根结底,葛文耀只是一名职业经理人,他的商业成就和内外威望,助长了他与大股东抗争博弈的资本。但同时,他的抗争也揭示了国企改制之后、国企经理人的权力幻觉和身份错位。国企改制根本上是产权变更,表现为资产重组、人事调整等。大股东主导一切,以其自身诉求为出发点。因此,像葛文耀这样,越是强势的职业经理人,越是容易遭受权力倾轧。

    一句话讲得好:“现在不对,是因为一开始就错了”。如果当初选择目光长远的产业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葛文耀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了。上海家化集团的未来,也许将是另一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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