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北大乐黛云教授回忆汤用彤先生，讲过这样一件往事：1957年初，汤老先生有一次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她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汤先生很惊讶，说你《诗经》都没看过一遍，连《诗经》里面这两句最普通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的？乐黛云答是没看过，上学的时候成天搞运动，而且她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后来汤先生解释，“厉阶”即“祸端”，“梗”是“灾害”。这句诗出自《诗经·桑柔》，全诗的意思是哀叹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将亡。

    《桑柔》里所哀叹的周厉王，在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左传》称厉王为“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当民众指责厉王的暴虐行径时，大臣召穆公劝厉王说：“老百姓忍受不了暴政了！”结果却是“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接下来《周语》记载了一段后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结局当然是悲剧性的。“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简简单单的五个字“乃流王于彘”，其实是发生了平民暴动。周厉王狼狈逃出王宫，在国人的追逐之下，渡过黄河，一直逃奔到彘（山西霍县东北）。大家推举大臣周定公、召穆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共和行政”长达十四年，周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成为千古名言。阻止人民开展批评的危害，比堵塞河川引起的水患还要严重。不让人民说话，必有大害。“召公谏厉王止谤”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统治者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历史也源远流长，与此同时，反对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只是，流放厉王这样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太少了。

    管子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管子·度地篇》）放眼世界，大洪水可以说是每个民族历史记忆中第一个可怕的梦魇。全球各地古老民族开创史的传说，无不是从洪水谈起，如巴比伦最早的文献《吉尔伽美什》，又如希伯来名著《旧约·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同这些古老民族一样，我们的先民在洪水面前也是战战兢兢、恐惧万分。康有为说：“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故大地民众，皆鏮萌于夏禹之时。”（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

    上古的大洪水留给中国人一个深刻的印象，洪水来了一味去堵是没有用的。大禹治水的故事，令“疏”成为理想的治水“范式”，并衍化为一种带有“开明专制”色彩的社会政治隐喻。水就这样与善治发生了关系。治国如治水，因而“堵”、“疏”之争，是治国方略之争，而不是治水方法之争。

    “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授，百川顺流，各归其所。”（陆贾《新语·道基》）大禹以疏导方法引水，九州方平。

    由此可见，在古人的文献中，洪水最重要的特征，要么是没有任何流通渠道，要么不因循渠道而流，因而危害四方。禹之疏导方略，乃是挖河筑堤，引水循着渠道有序的流动，文明世界由此诞生。王人博先生说，“前禹时代” 的水肆意横流便是“蛮荒”时代的隐喻，而由于禹的努力，水“循道而行”，天下的秩序得以建立，“水” 之“治”成了中华文明始基的本喻。

    卡尔·A·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认为古代中国的治水经济（治水社会）造就了制度的选择，“正是治水经济的管理特性和政治化状态，使治水专制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自由放任社会有了明显不同的特征。”他总结归纳出治水经济的三大特点：特殊类型的劳动分工、强化的耕作、大规模的合作。他特别指出治水社会的分工特点，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事情，因为治水的组织和工作方式对治水国家的管理者的作用具有决定性影响，最终造成国家比社会强大。“治水社会的统治者是伟大的建设者、伟大的组织者、伟大的档案保管者。他们的管理能力与其对臣民的官僚式控制紧密相关，治水的工作既精致微妙，又领导有力。”最后，魏特夫归纳道：“治水专制主义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