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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商业史话

吴英生死之外

杜博奇 2012年05月29日

秉承写史笔法,记录当代中国商界变迁。作者杜博奇,财经作者,长期观察本土商业史和公司史,著有《中国高层经济智囊》(合著,中信出版社)、《中国首富报告》等作品。
吴英骤然暴富、阒然落马,或生或死,都不过是规则建立过程中的一粒棋子。因她引发的争议、喧嚣与激辩,折射出转型时期社会各阶层的脸孔与心声,以及在制度的浮冰下无声的博弈。

    一个月前去杭州。四月的杭州阴雨霏霏,电视机中反复播放着最高法院将吴英案驳回重审的新闻。

    吴英入狱逾5年,或许事情过去太久,当地人失去了继续谈论的热情。街头小贩、的士司机和餐馆老板,人们更在意自己的生意,而不是一个前女富豪的生与死。但每个人又似乎异常清醒:在这场游戏中没有人独善其身,今天的旁观者也许就是明天的吴英,另外两种更大的可能是,成为背上高利贷枷锁的借贷者,或者被高回报的花言巧语诱骗入局的集资者。

    杭州街头,各类担保、借贷公司层出不穷,民间资本早已成为维系当地经济生态平衡的重要一极。

    当地人比任何其他人更明白民间集资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它如此普遍,以至于如同阳光、空气和水,牵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看似漠然的旁观,是因为见过太多相似悲剧而无动于衷?还是因为由现实而生的理性的平静?或者,仅仅厌倦了这日复一日的重复。

    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浙江经济的活力在于发达的民营经济,而民营经济的活力离不开民间资本高效率的流动。浙江民营企业的起家史,几乎就是半部民间借贷史。闽浙地区有抬会传统,亲戚朋友凑钱开工厂、办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生意上的成功,造就大批“先富者”,他们信奉“以钱生钱”,将剩余资金用于投资、放贷,推动民间资本流通的效率。

    但这台经济“发动机”存在的合法性却大大脱节,始终以灰色身份游走在边缘地带。

    法律保护合法的借贷,所谓“合法”,是指在银行同期利率四倍以内的借贷。超过这个限额,就成了高利贷,法律不仅不予保护,还可能因“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获法律惩罚。

    问题在于,银行更愿意借钱给风险小、数额大的国有企业、重点项目,对中小企业、私人借贷者则不屑一顾,但后者对资金的饥渴程度超乎想象,供求关系催生了地下钱庄、高利贷的繁荣。在国有资本、公有经济,民间资本、民营经济之间有两道无形的墙,国有资本在国有企业、重点项目领域分享垄断利润和政策扶持,民间资本则被挡在墙外,只能流向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和地下钱庄,推高房价、物价;另一方面,急需资金的创业者、中小企业往往很难从银行获得扶持,但同时饱受房租、物价上涨之苦,无奈之下,只能向高利贷犯险。

    倘若不推倒阻挡生产资料自由流动的高墙,推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展开竞争,民营经济的活力将遭受巨大挑战,民营企业集资、寻求高利贷,与国际投行对赌、被资本绑架的悲剧无可避免,“老板跑路潮”也许再次上演,最后受害的,还是整个国民经济。

    2007年,浙江东阳女富豪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在吴英生死之争的五年间,或许也是民间借贷最灰暗的时期,因“非法集资”获罪者层出不穷,营口东华集团董事长王振东、浙江溢诚投资老板杜益敏、吉林海天实业老板王希田等人先后被判处死刑。

    庆幸的是,在各界“刀下留人”的呼吁下,吴英案引起高层关注,终于保住了卿卿性命。

    可悲的是,民间借贷案件层出不穷之际,维系吴英生死的绳索,恐怕仍无法说是法制。

    在杭州,一名的哥说,民间借贷在浙江太普遍了,吴英做得太大,谁知道里面水有多深?

    而便利店小哥则告诫:千万不要在火车站打车,“全是黑车,载着你吓跑!”他还说,“正规车在二楼”。

    黑车、正规车各安一隅,井水不犯河水,这个“不可为外人道”的秘密背后,有着当地人也难说清的力量与利益的均衡。而对民间借贷这台“黑车”来说,“正规化”的出路又在何方?

    高层已决意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把金融改革试点放到民间资本活跃的温州。

    存疑的是,温州经济从来都是民间自发的活动,正如哈耶克所言,“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这一次,自上而来的政策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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