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死讯传来不久，有消息说宁波要斥资5000万元，用5年时间，培养1400个乔布斯。之后宁波出来解释说，这属于媒体夸张的说法，人才计划的目标是“培养1400名创新型领军、拔尖人才”。我看天才毕竟是“不拘一格”从天而降的，要靠谱一点，不如研究苹果企业机器的管理方法和控制手段，看看曾航写的《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

    1%向99%刻意隐瞒，高效来自控制，而不是民主，就像那些不愿意“天才乔布斯”有任何中国色彩的人，小心地避免提到他修习禅。在不久前离世的乔布斯“艺术家创造力”的光环之后，是一个不希望引人注目的庞大机器，由苹果公司和它众多供应商构成，被秩序统摄，和艺术毫无瓜葛。磨铁的新书《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透视了秘密，分离了阴阳。

    苹果的成功至少来自这两个重要因素——乔布斯本人和他控制的庞大机器。一个显得感性，一个高度理性；一个站在聚光灯下，一个伏在后台；一个提供原则和方向，一个发展出可靠的执行逻辑；一个充当教主，一个完全服从。就这样，苹果公司在体系的设计上，近似于金庸笔下的天地会——它们自上而下，目标、策略和行动方案都从组织的顶层笼罩下来；顶层之外，专注于“实现的技术”即可，其余则完全不必思考。

    充满控制力的苹果“天地会”属于个案吗？让我们看看其他声名赫赫的大公司，沃尔玛、通用电气、索尼、海尔，会发现它们和苹果各有相似之处。互联网基因或许能冲淡一些企业管理的独裁色彩，催生不同以往的商业机构，其中自下而上的设计过程，比“天地会”具有略大一点的补充作用，改良着组织管理。互联网给世界（包括企业）的结构带来变数，尽管如此，高效来自控制而不是民主的论点仍然未被削弱。

    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演讲时说，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婚姻已经终结了。今天西方世界的“99%”发出吼声，运动的烈度尚未达到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妇女解放、学生反战等等系列运动的水平——顺便说一句，当时乔布斯参加了学生运动——，面临的形势却比半个世纪前严重得多。金融问题浮在表层，跨国公司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控制（包括对可能性的剥夺）才是病根。

    通过观察苹果公司和它的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可以揭开权力帷幕的一角。即使从外面看，也能发现苹果是高度集权的。苹果公司用大量的订单、不断下调的采购价格、无孔不入的质量和流程管理，把关键供应商牢牢抓住。与供应商打交道的苹果雇员，接受提升控制能力的培训。可是他们自己也是螺丝钉，我曾听一家苹果供应商的管理者说：“苹果公司的中国分支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将做什么；新任务没有预告，来了就来了，就像山涧的潮水，大体知道在春末夏初的某一天冲下来，但具体哪一天，只有看见潮水才知道。”在他看来，苹果公司不把供应商的计划当一回事。

    有控制就有反抗。放弃生命是反抗的最高形式。2010年1月23日至5月27日期间，短短4个月，在内地设厂组装iPhone的富士康公司，至少发生了13起自杀事件。富士康接连跳楼的年轻人为什么？单独地看，各有原因，但如此密集发生在一个企业内部，就不能说只有偶然性。有人热衷于保持秩序，有人不惜用生命反抗它。

    从iPod风行到乔布斯辞世的近十年间，苹果的两大法宝，领导者和企业机器，色彩如此不同，却又缠绕在一起。乔布斯，这个同时赞美死亡和对抗死亡的解放者，虽然只能和严密控制的机器结合来实现理想，仍然主导了自己实验性的人生。和循规蹈矩者的期望相反，他不承诺道德完美。他受到海量粉丝和竞争对手的追捧，证明了古代英雄志存高远的精神、我行我素的作风和超越平庸的审美观，仍然残留于此刻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