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面孔，老问题

2021年1月6日，一群暴徒突然冲上美国国会山的台阶，大喊着“停止偷窃！”并挥舞着写着QAnon阴谋论的海报，全球大部分地区都目睹了这场令人目瞪口呆的骚乱。然而，最为恐慌的场所非Facebook办公室莫属。

在1月6日之前的数周时间内，工程师、虚假信息专家和公司高管一直在打一场正在走向失败的战争，目的是为了阻止多个谎称选举造假的群体传播误导信息。他们在2021年11月关闭了主要的“停止偷窃”（Stop the Steal）Facebook账户，而且在1月6日之前的几天中，Facebook称该团队封禁了数百个军事化的右翼团体，并下架了数万页的QAnon文章。然而，该公司未能采取措施来阻止他人继续传递同样的信息。Facebook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在传播错误言论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账户可能就是美国的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如今，该公司所面临的危机可能会让公司已然受创的声誉雪上加霜。

当天晚上，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点之前，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与其智囊团的重要成员进行了沟通，而此时，执法人员重新恢复了国会山的秩序，特朗普则在推特（Twitter）上发文写道，他的支持者应该“带着爱与和平回家，并永远铭记这一天！”扎克伯格呼叫的人员包括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全球公共政策副总裁乔尔·卡普兰，以及前英国副首相、Facebook全球事务副总裁尼克·克莱格。克莱格相对来说是一位新人，他加入Facebook还只有三年的时间。

这个四人组合决定封禁特朗普的账户24小时。从当晚的晚些时候一直到深夜，他们举行了电话会议，探讨了接下来应该如何行事。克莱格展现了其沉着、决绝的一面。他拿出了一份清晰的计划，不过该计划在现实中会引发争议：Facebook应该无限期地封禁特朗普在平台上的活动。他觉得此举的风险在于，特朗普在必要的情况下会提倡暴力。扎克伯格表示同意，而且克莱格起草了扎克伯格第二天早上准备在博文中用于解释这一决定的要点。

在危机时刻，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举措。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这个本应作为错误信息防范活动转折点的事件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克莱格要求提请公司新成立的独立监管委员会（Oversight Board）审议有关封禁特朗普账号的决定。这是一个在他的主导下成立的机构。公司内部的一些人觉得让监管委会审议账号封禁一事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会遭到扎克伯格的否决。然而扎克伯格却说：“尼克，我听你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描述该决策的报道中说道。

监管委员会最终总结道，Facebook临时封禁特朗普账号的举措是正确的，但无限期地封禁是不合理的，较为武断；Facebook将封禁时长修改为两年，并附加了一些条件。监管委员会还要求Facebook调查公司自身平台在促成1月6日事件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但公司并未采纳这一建议。（公司向《财富》杂志表示：“最终责任在于那些违法的人士以及煽动他们的领导者。Facebook已经采取了超乎寻常的举措，来应对有害内容，而且我们会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

有关1月6日事件的回应对Facebook和克莱格来说都是一个关键节点，后者自那之后成为了扎克伯格新调整核心圈层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克莱格于2018年受聘帮助修复公司与决策者之间的敌对关系，而且逐渐成为了左右公司更广泛公众认知的关键人物。很明显，在进入Facebook后13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扎克伯格的头号心腹是桑德伯格，后者通常也是公司的形象代言人。如今，在应对棘手的监管和公共关系挑战方面，克莱格成为了掌管者。克莱格在英国政府任职期间担任其幕僚长的约翰尼·奥茨表示：“对他来说，这份工作最有吸引力的一点在于Facebook在全球披露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据最近离开公司的雇员称，扎克伯格不愿意触碰那些棘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是以技术人员和创新者自居。这意味着克莱格将成为公司无数争议的发言人，从俄乌冲突到有关政治暴力和有害内容的持续担忧。当扎克伯格于今年2月提拔克莱格担任全球事务总裁时，他在一则Facebook贴文中写到：“我们需要与我（针对我们的产品）和谢丽尔（针对我们的业务）有着同等水平的人物。这位人士能够在全球所有的政策问题中引领和代表我们。”6月，桑德伯格宣布辞去首席运营官一职，让克莱格成为了可以与扎克伯格的这位心腹相媲美的人物。（桑德伯格仍将留在董事会。）

尽管克莱格如今对扎克伯格来说就像兰斯洛特之于亚瑟王，但圆桌上亦不乏其他新面孔。例如于2021年年底退休的Facebook资深首席技术官迈克·“施罗普”·施罗普费尔；接任他的是安德鲁·“博兹”·博斯沃思，他此前曾经负责Facebook的虚拟和增强现实业务Reality Labs。于2019年3月离职的Facebook初期员工、前高管克里斯·考克斯担任了首席产品官这一要职。接任桑德伯格担任首席运营官的是哈维尔·奥利文，这位在公司供职长达14年的资深人士曾经主导了公司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扩张，而且在WhatsApp和Instagram担任过重要职务。

在新的领导层上任之际，Facebook已经将公司更名为Meta，并致力于打造虚拟现实世界元宇宙，公司将其看作是未来科技领域的大势。在更名之时，公司的核心广告业务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苹果公司（Apple）已经进行了调整，加大了各大应用程序通过互联网来跟踪用户活动的难度，继而限制了Meta定向推送广告的能力。与此同时，Meta在短视频领域正面临着来自于TikTok更为激烈的竞争，其欧洲和北美用户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营收增速也出现了大幅放缓。据称，Meta停止了部分部门的招聘工作，并采取措施裁掉了绩效不达标的员工，而且据前员工称，留下来的很多人都觉得失去了目标，并且感到不安。（公司称会定期评估其人才供给管线，而且有鉴于营收的减速，“公司的增长也会相应地放缓。”）

尽管奥利文、考克斯和博兹必须解决元宇宙令人生畏的商业和技术障碍，但帮助公司穿越布满监管和声誉挑战的雷区则是克莱格的工作。对于那些因为扎克伯格一再出现的搪塞行为而感到恼怒的政府官员来说，克莱格是一张新面孔。作为一名前决策者，他能够理解监管方，这一点扎克伯格很难做到——外界都持有类似的看法。此外，他可以让扎克伯克避免与决策者正面接触，而这些决策者经常会向这位创始人和他的公司发难。

然而，克莱格真正的过人之处在于其战略影响力。他似乎认为Meta能够采用一种政治柔道：通过在某些领域向法规让步，公司将在其他领域获得更多的自由行动权。在克莱格看来，法规不仅将责任强加给了受监管对象，同时也给了监管方，因为后者必须弄清楚应该制定哪些法规以及如何实施。克莱格认为，Meta的问题在于，愤怒的公众和决策者逼迫公司承担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比如围绕言论、选举诚信和数据隐私出台相关法规，但Meta对此却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克莱格称，不应该让一家私营公司来承担这些责任；他曾经倡导私营领域与政府之间应该本着“合作的精神”。（Meta拒绝本文采访克莱格或其他高管。）

Meta的批评者说，问题在于，在这个政治极端化的时代，克莱格对合作的呼吁只不过是一种不作为的借口，可以让Meta维持现状，而有害的内容也将继续渗透。Common-Sense Media是一家呼吁为儿童和家庭提供更健康科技和媒体选项的公司，其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吉姆·施泰尔称：“多年来我们看到，尼克·克莱格一直按照Facebook/Meta的守则来行事：一旦Facebook/Meta受到审查，他们就会否认、转移视线，并分散注意力。”不过，危险依然存在：沮丧的决策者会要求Meta采取强制改革措施，而不是找克莱格商谈。

对大多数知晓克莱格的美国人而言，他只不过是一位口才了得的英国人，而相对于其以刻板著称的扎克伯格来说，他则是一位更加圆滑的政党代言人。不过，即便在他加入这家被很多人誉为恶魔代言人的公司之前，他在老家英国的名声则是好坏参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克莱格这位政客属于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这个英国党派融合了自由主义原则与欧洲社会民主党派中一些常见的先进集体主义政策。自1988年创建以来，该党派便始终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党和工党周围扮演着跑龙套的角色。作为银行家的儿子以及毕业于知名私立学校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学生，克莱格的职务在该党中迅速上升，并在2007年成为了其党魁，当时年仅40岁。在三年后的普选中，他借助在电视辩论赛中魅力十足、自信大方的表现摆脱了默默无闻的状态，成为了将适合上镜的高颜值与政策深度相结合的肯尼迪式人物。媒体很快就刮起了“克莱格热”，而且口号“我赞同尼克的看法”成为了英国社交媒体上的热词。在选举中，保守党获得了大多数议会席位，但却又不足以组建政府，从而赋予了自由民主党权贵任命者的身份。克莱格决定与保守党建立联盟：保守党的领袖大卫·卡梅伦成为了首相，而克莱格则担任其副手，同时其党派则首次成为执政党。

然而，该联盟给克莱格所在的党派及其原则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克莱格最终支持了保守党赞同的残酷的经济紧缩计划，该方案让很多公共服务处于瘫痪状态，同时违背了一些受到重视的自由民主党政策主张，例如不提升大学学费的承诺。该党的民众支持率很快一落千丈。在2015年的新一届选举中，该党以惨败收场，其议会席位从57个降至8个。克莱格辞去了党魁一职。两年后，他也失去了在议会的席位。

一直在党内十分活跃的记者蒂姆·沃克指出：“很多自由民主党如今认为他们参与的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联盟。”他说一些党内人士如今将这一联盟视作令人羞愧的灾难，它基于克莱格的个人野心而不是良好的策略。灾难与否，克莱格在政府显赫的职务让其高调地进入了私营领域。

曾经担任Facebook欧洲政策负责人的前自由民主党政客理查德·阿兰帮助招揽了克莱格，他认为克莱格的才干能够帮助公司修复与决策者之间千疮百孔的关系。克莱格在欧洲事务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这里的决策者曾经威胁向Facebook开出巨额罚单，因为公司未能阻止极端主义内容和仇恨言论，也没有保护好用户的数据。与桑德伯格和扎克伯格不同的是，克莱格深谙如何与政客和决策者沟通。他在欧盟的内部也有着强大的关系网，曾经在其职业初期供职于欧洲议会。除了英语之外，克莱格还会说荷兰语、西班牙语、德语和法语。

为了讨好英国政客，桑德伯格曾经在数个月之内主导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多场扎克伯克见面会，以及扎克伯格家宴。最终，扎克伯格据称在选择克莱格时放弃了多名美国候选人，其中包括多名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官员。克莱格的任命于2018年10月公布，而且他很快将其家人从伦敦搬到了硅谷。克莱格的妻子是一名国际贸易律师，两人育有三子。

在英国国内，克莱格被视为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而他加入Facebook的这番决定更是坐实了这一看法。此前担任一名自由民主党政客的高级新闻秘书的公共事务高管马克·莱福特利表示：“当时，人们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一方面，自由民主党在过去一直都是Facebook的声讨者。莱福特利说，有鉴于克莱格的此举，“党派内的一些人士对其产生了非常不同的看法，似乎克莱格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而是更看重金钱。”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援引熟悉克莱格合同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克莱格获得了价值1,230万美元的股票薪酬，此外，他的工资估计达到6位数或7位数。

克莱格的前幕僚长奥茨如今是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他并不赞同将克莱格的行为描述为背叛。他说：“他从来都不会因为金钱而动心。”奥茨表示，其动力来自于“随时准备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毕竟，当自由民主党失去政权时，克莱格只有48岁。

克莱格在角逐其私营领域的职务时依然谨记着政府的作用。克莱格在有关申请Facebook工作的一篇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Facebook最大的问题在于，公众认为公司的权力过大。他指出，对一家公司来说，在言论监管方面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难以为继的，因为它不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这是他经常提及的一个话题。

那些在Meta与克莱格共过事的同事们将其描述为一位有能力的高管，谦虚，有自知之明，而且乐意向他人学习。于2021年3月离开Facebook的凯蒂·哈巴斯在公共政策问题方面工作了10年，她说，自己惊喜地发现，克莱格上任之后并没有带着什么成见，比如Facebook应该处于什么地位，或者应该如何宣传自己。她说：“他花了大量的时间与整个公司的人会面，并且尝试弄清楚公司如何处理问题，以及存在哪些问题。”一些前雇员称，克莱格并不愿意出风头，而是乐意让资历尚浅的主题专家在自己向高管汇报的会议中进行讲演。

一位前雇员称，Meta的员工似乎十分崇拜克莱格这位假明星。这位前雇员说：“人们会说：‘天哪，我竟然见到了尼克·克莱格！’或者‘真是难以置信，我和尼克竟然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她说，在人们眼中，克莱格精于世故，十分睿智：“他的口音可能帮了不少忙。”

自加入Meta以来，克莱格已经推动公司弱化其某些政策主张，并强化其他一些政策。在他的推动下，公司变得更愿意接受法规，并同意在世界各地支付更多的税费。他与扎克伯格合作，起草了一篇评论文章，于2019年3月以扎克伯格的名义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发表，对公司的上述转变进行了解释。

希拉里·克林顿的前科技政策顾问本·斯科特如今是Reset公司的执行董事。该公司提倡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严格管理。斯科特说，克莱格的上任恰逢公共关系策略的转变。斯科特表示，在克莱格到来之前，公司对丑闻的回应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道歉，并承诺进行改进。”在克莱格到来之后，这句话变成了“无需道歉”。“决定是他做的吗？我不知道，不过他肯定负责实施。”

克莱格在其职位上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寻找各种方式，让Meta摆脱一部分因为内容监管而带来的责任。他帮助设立了独立的监管委员会，这是一个由23名前政客、人权官员和记者组成的机构，该机构有权来评估封禁特朗普账号这类公司的重大举措。

克莱格在2019年Facebook的说服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的是让Facebook更加充分地阐述其在政治言论方面的不干涉政策。他与扎克伯格一同撰写了扎克伯格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演讲稿，后者在演讲中表达了对无拘束自由言论的捍卫态度。克莱格还带头解释了公司对媒体和公众的政策。他说，由于一名政客所说的任何事情可能都具有新闻价值，而这些言辞将免于Facebook已经开始对其他类型言论采取的真相核查举措。克莱格的主张惹怒了一些民权领袖，随后也使得乔·拜登的总统选举受挫，但克莱格和Facebook并没有让步。

如果Facebook对政客进行严格的真相核查，那么1月6日的暴乱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当然，这是一项难度很大而且颇具争议的任务。然而，Facebook对暴徒的回应帮助增加了克莱格的分量。这一点部分归功于桑德伯格的失误。她在暴乱发生数天后接受路透社（Reuters）的采访时指出，国会山攻击行动基本上是通过其他平台上组织的。此番言论让其受到了广泛的抨击。当时，这个观点明显有失偏颇，Facebook群组和Instagram贴文在帮助组织那些袭击国会山的暴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人们看来，桑德伯格的评论存在欲盖弥彰和政治站位问题，即便Facebook内部亦是如此看待。这是桑德伯格在今年夏季宣布辞职之前最后参加的几次重要采访之一。与此同时，克莱格则承担了更多的传播职责。

随着Meta开始打造其在元宇宙的产品，克莱格也正在将自由主义带入虚拟现实。克莱格亲自撰写了一篇8,000字的博文，在5月以自己的真名发表。该文章详细介绍了Meta对虚拟现实中言论监管的思考。在这篇博文和随后的采访中，克莱格指出，大多数的元宇宙言论都将会是转瞬即逝，而现实中的个人对话通常也是如此；同时，公众也不要指望Meta会监控大多数“虚拟私人空间”的言论。克莱格认为，即便要为言论画一条界限，Meta也不应该成为那个拿着画笔的人。他写道，治理规则“决不能够由Meta这样的公司来自行制定。它应该本着与私营领域、决策者、民间社会、学术界以及这类科技的使用者开展合作的精神，以公开的方式来制定。”

一位曾经负责公共政策事务的前Meta职员表示，克莱格的主张至少是有条理的，而且站得住脚。这位高管说，公司已经在借助其现有的平台尝试对内容进行审核，却不断地令公众感到失望。他说，如果遵照克莱格所提出的观点，即Meta不会只依靠自身来解决社会问题，那么情况就会好一些。

然而，外部观察人士并不认为克莱格的主张可以让决策者动摇。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的高级研究员扎克·迈耶斯在谈到克莱格采取举措将责任踢给政府时称：“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他指出，内容审核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政府亦不希望承担言论管控的责任。Reset的斯科特认为，无论出现什么问题，政府都有可能会直接让Meta承担相应的责任。他说：“元宇宙规避监管的唯一方法就是：元宇宙这个产品以失败告终，或者无人使用。”

最终，尽管克莱格让Meta与决策者的互动变得更加通畅，但我们并不清楚他所赢得的信任度是否超过了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我们也不清楚他是否为公司拿到了很多的政策。当被《财富》杂志问及是否有立法成功的案例时，克莱格的一位发言人援引了欧洲的《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和《数字市场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这两个法案于7月得到了欧洲议会的通过。在过去，公司可能会直接尝试阻止立法。这位发言人称，如今，Facebook的行事方式是专注于确保“这些法律对于Meta这类跨国科技公司的可行性。”；如果没有克莱格去游说欧洲的官员，最终出台的这些法律可能就更加不利于Meta。

然而，那些游说政府要核查Meta权力的群体对这一举措嗤之以鼻。斯科特说：“我发现他们的主张十分荒谬。据我所知，他们没有成功改变《数字服务法案》中的任何一项条款。”他表示，尽管克莱格有着显赫的资历，但Meta的声誉已经遭透了，以至于很多欧洲议会的议员甚至都不愿意与公司的人员会面。他还指出，告发者弗朗西斯·豪根在2021年向《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泄露的“Facebook文件”成为了很多决策者为《数字服务法案》投票的动因。

这部法律会对Meta的欧洲业务带来巨大的影响。《数字服务法案》纳入了禁止向儿童推送定向广告的规定。它要求Meta能够让用户简便地关闭其内容推荐算法，同时还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在所有27个欧盟国家中实施同等的内容管控，这意味着Facebook必须既可以管控存在问题的立陶宛语内容，也能够管控存在问题的英语内容。监管方有权从公司索要他们希望获取的任何数据，以决定其业务是否合规。Common Sense Media的施泰尔说：“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立法。”

克莱格在政府的那段时光可谓是踌躇满志，但却以令人极度失望而收场。他在Meta的时光是否会有所好转，这一点我们很难说。当然，在Meta内部，真正说了算的只有一个人——扎克伯格。不过，克莱格似乎已经得到了他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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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团的更替

马克·扎克伯格曾经把接替谢丽尔·桑德伯格担任Meta首席运营官的奥利文称为“Facebook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昵称“哈维”的奥利文原籍西班牙，在公司已经是14年的老员工，最新职位是首席增长官，负责大部分国际扩张。随后，奥利文负责的业务范围拓展到监督Meta的核心基础设施、广告产品、营销、分析、企业发展以及信任和安全问题。奥利文极为熟知公司内部情况，不过他打算成为偏传统的首席运营官，也就是在公众形象方面要比桑德伯格低调许多。

2005年，考克斯是Facebook首批招聘的15名软件工程师之一，目前在Meta担任首席产品官，负责管理开发维护各项业务涉及功能的团队。员工们表示，如果说扎克伯格是Meta的大脑，考克斯就是Meta的心脏；有人将考克斯描述为“公司文化的守护者”。2019年，考克斯曾经离开Meta，一年多后重返公司，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回归极大鼓舞了士气。（考克斯离开期间主要从事慈善事业，还在一支具有雷盖风格的乐队里当键盘手。）

在长期担任Meta首席技术官的迈克·“施罗普”·施罗普费尔离职后，安德鲁·“博兹”·博斯沃思于今年1月接任了该职。博兹是Facebook最早一批招聘的员工之一，还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当助教时就认识了马克·扎克伯格。博兹协助搭建了Facebook第一个内容推荐系统。最近，他负责Meta的虚拟和增强现实研发项目Reality Labs。目前，他主要负责想办法让Meta旗下的元宇宙成为现实。按照扎克伯格的说法，博兹曾经评论称Meta“有自我毁灭的风险”。与他共事过的员工称，他比前任更加急躁，也更加咄咄逼人。（财富中文网）

译者：冯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