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伟明：有备而来

北京亦庄是中国现有的206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表现最亮眼的几个之一。这些经济技术开发区无不以提供优质的基础设施以及配套社会服务——当然还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财富》世界500强和高新技术企业落户为目标，它们以此为荣，并以此作为与其他区域竞争获胜的标志。

这家历史能够追溯至1892年的企业，其北京总部坐落在亦庄区域内一条笔直宽阔的大路旁，这条路宽到让它两侧的行道树都显得有点单薄。

向伟明的办公室，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办公区就在这栋像是庞然大物的建筑里。我们称之为办公区，是因为这只是由磨砂玻璃隔开的半开放区域，连一扇门都没有。

如果未经提醒，人们也许不会知道那几块磨砂玻璃后面坐着的是GE中国总裁。

这里更像是一个展厅。除了少量机车和风机模型外，大多是几大航空公司赠送的飞机模型。这展示了向伟明的职业经历：在GE任职的29年中，有24年是在航空部门。直到现在，出任GE中国总裁之后，他仍然兼任GE航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飞机发动机的制造被视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1942年，GE造出了美国第一台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民用、军用、公务和通用飞机喷气及涡桨发动机、部件和集成系统制造商之一。按照GE官网的说法，全球每2秒钟就有一架应用GE发动机技术的飞机起飞。

显然，向伟明不是第一次向访客介绍这些模型了：“这是厦航的波音787飞机，它的特征是尾部呈锯齿状，在降低噪音的同时可以减少排放；这是香港国泰的波音747-8飞机，采用的是GEnx-2B发动机……这是波音777-300ER，采用世界上推力最大的GE90发动机……”

之后，他请我在吧台边坐下。是的，向伟明的办公桌旁有一个吧台。午后的阳光透过他身后的窗户照进来。他熟练地使用一套黑色茶具，并向我介绍在沸水中舒展开来的茶叶产自云南，名为“银锭子”。

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问询者，他更愿意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讲故事。

向伟明说自己出生于一个“航空家庭”，飞机的照片和飞行故事是他幼年时光的组成部分。他从小就知道“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于是设计飞机发动机成为他小时的向往，航空发动机设计后来成了他的大学专业。

我们知道这个带着时代气息和励志特征的故事的结果，向伟明并没有成为航空发动机设计师，但这并不令人遗憾，因为他仍旧与发动机和航空器“站在一起”。

在讲这个故事时，向伟明自己没有特别提及，但听的人却能够敏锐感受到的信息是，他在过去数十年里，在时代进程中的每个转折时刻做的重大选择，似乎都是为成为这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中国总裁、服务于全球最大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之一做准备。

从西北工业大学发动机设计专业毕业后，向伟明被分配到当时的航空工业部的一家研究所，不过他未能如愿从事飞机的发动机设计工作，当时航空工业部成立报社，向伟明成为了早期筹备人之一。从工程师到记者，向伟明进一步偏离了设计发动机的梦想。但是在做记者的三年里，他“学到最有用的东西就是如何与人打交道。”三年中，他得以与空中客车、波音、罗尔斯·罗伊斯、GE等制造商建立关系，为他最终加入GE埋下伏笔。

向伟明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重大抉择发生在1992年。

1992年至1994年，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筹建航空公司的热潮，民航局共批准筹建的航空公司超过了10家。GE航空决定扩大其中国业务。当时的GE航空还是一家非常“美国”的公司：销售总监在美国，在中国的技术代表也都是美国人，整个中国团队不超过10人。

向伟明收到了来自GE的邀请，放下铁饭碗到外企，他并非没有顾虑，但是“最后我想，反正还年轻，即使失败了还可以做别的，于是就下定决心加入了GE。”他说。

作为市场开发人员，向伟明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了解市场动态，将信息反馈给美国。每次出差，他都需要将大量会议纪要和客户需求、机队增长计划发到美国，当时电子邮件还未普及，这些内容的传输都需要通过传真来完成，这让他的美国同事们开玩笑说他是全球发传真最多的人。初入公司的那几年，他称自己“几乎什么都做”，并且“完全用上了做记者时积累的采访经验”。

向伟明很乐意谈论GE航空和中国商飞的合作。拿下ARJ21支线客机的发动机项目，是他职业生涯里的一个高光时刻。

中国曾经尝试制造一款喷气客机，但最终未能成功交付使用，政府便将几家相关的航空企业合并，于2008年成立了中国商飞。ARJ21是中国商飞生产的支线飞机，C919是大型喷气式客机。成立中国商飞，是为了让中国摆脱对空中客车和波音的依赖，当时这两家公司占据了70%的世界航空市场。

“GE马上就意识到了中国未来的航空市场会非常大。于是2001年专门组织了一个团队，其中有技术、商务人员，我也被专门抽调出来担任商务经理，当时领导这个项目的是大卫·乔伊斯（David Joyce），我们团队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成功拿下了项目。”向伟明说。

在赢得ARJ21发动机项目后，向伟明晋升为GE航空集团在中国南区的销售总经理。而在采访中向伟明多次提到的大卫·乔伊斯，成为了他的职场导师。

2005年，正值中国铁路大发展，当时的铁道部要进口干线机车，两家生产内燃机车的美国公司间存在着很大竞争，而GE运输部门的销售总经理正好辞职，在与大卫·乔伊斯沟通后，向伟明接手了这个工作。他在GE轨道交通集团的这五年，实现了销售额翻200倍，也学会了如何在“没有根基的情况下培养和建设团队，以及拓展业务的能力”。

2010年，中国已经看到，快速建设出足够的高速公路，将数百万东部大城市的居民与西部联结起来，非常困难，但是可以建机场。根据中国公布的规划方案，到“十二五”末（2011-2015）全国计划新增288个通用机场及起降点，“十三五”（2016-2020）期间全国将另外新增588个通用机场及起降点。在这个背景下，向伟明回到他熟悉的航空部门，担任GE航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我的根还是在航空。”向伟明说。接下来的10年，中国航空业以及GE航空在中国，都迎来了大发展。向伟明和团队分别实现了营收和订单近三倍的增长。

2014年，向伟明被拔擢为GE Officer。GE Officer目前在全球有100人左右。GE是全球最大的雇主之一，2020年，在全球的雇员数超过18万人。

GE是个庞然大物。过去十多年里，GE剥离了多个业务部门，包括媒体（NBC Universal）、家电、运输和金融业务（GE Capital）的大部分融资业务，还经历了和铁路运输公司阿尔斯通（Alstom）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的并购。曾经的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被认为犯过一些方向性错误，导致市值和股价下跌，比如进入长期护理保险业务，结果该业务变成烫手山芋，甚至曾经一度传闻将导致GE破产；多年来以虚高的价格大量回购股票，自2010年来，这项支出超过了500亿美元。伊梅尔特于2017年离职，当宣布离任消息时，公司股价甚至创下了几个月来的最大涨幅。

2018年，通用电气被剔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互联网巨头主宰市场，后来者在业绩和市值上均碾压了老牌企业。

GE目前仍然处于转型阶段。GE的飞机发动机业务为整个集团贡献了三分之二的利润，却流年不利——波音737 MAX的失事和新冠疫情的爆发都对航空业造成了致命打击，拖住了飞机发动机制造业的进程。在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GE从去年的第77位，下滑至今年的第104位。

通用电气在《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的历年排名。图片来源：财富中文网

现任首席执行官拉里·卡尔普（Larry Culp）在接下来的几年都需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力挽狂澜上。

这些压力也被施加在每一位GE管理人员的身上，其中当然也包括向伟明。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电话会议。压力不小。”谈及新冠疫情期间的工作状态，向伟明说，“航空业遭受巨大打击，全球发动机产量和修理都下降了一半，很多工厂进行大规模裁员。”

却也是在危机中，向伟明迎来了另一个重要的职场转折。2020年4月，他接到大卫·乔伊斯的电话，对方和他聊了聊新冠疫情在中国的情况以及中国市场客户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说时任GE中国总裁段小缨即将离任，他与G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卡尔普、GE首席人力资源官凯文·考克斯（Kevin Cox）一致希望由向伟明接任。

向伟明起初非常惊讶，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及和各方充分沟通之后，他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并“努力去胜任”这份工作。当然他也承认，在一份工作已经做得得心应手时，跳出舒适圈迎接挑战是会让他感到更有压力，但也更有激情。

作为GE中国总裁的向伟明，和作为记者的向伟明一样，认为与人沟通是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在遭受新冠疫情和中美关系影响的情况下，向伟明与政府持续沟通，明确中国市场对GE的重要性，承诺会继续在中国投资。在拜访政府官员之后，他马上将政府的想法与要求，传达至各个业务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以及总部的管理层，让他们相信中国政府对美资公司尤其是GE是非常友好的。

经过拉里·卡尔普的调整，目前GE的业务聚焦三大板块：航空、能源和医疗。在航空和医疗领域，中国市场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能源方面，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市场。向伟明说：“也就是说，在第一大、第二大市场的几个行业里面，GE都有涉足。”言下之意，中国对于GE的转型，是关键。

向伟明上任后，便更新了GE中国的“三大战略”，包括“本土化2.0、战略合作伙伴、文化转型和精益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本土化2.0。

过去的本土化1.0就是将美国和欧洲的产品拿到中国生产，或者是在中国采购一些零配件。而本土化2.0时期，GE要能够针对中国市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提供售后服务，实现全方位的本土化。“随着国家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中国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客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产品不是本地生产并切实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就很难具备市场竞争力。”

GE在中国推进本土化的具体步骤包括：针对目前双碳目标和广东省发展清洁能源的计划，GE将全球第二条具备生产其迄今发电功率最大的海上风电机组生产线落户广东省揭阳市；经过30多年的发展，GE在中国的首个合资企业GE北京华伦工厂，其所在的北京影像设备制造基地，已经是GE全球最大的设备制造基地。

向伟明还将本土团建方式带入了这家跨国企业。每个季度他都要和业务部门的首席执行官一起聚餐。“工作归工作，平时大家都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他说。

向伟明是GE进入中国后第一位完全没有海外教育背景、从中国本土市场成长起来的中国区总裁，这本身就是GE本土化的一个缩影。

银锭子已经在沸水中完全舒展，向伟明说，他去GE美国总部学习和工作时，为了缓解压力，曾经每天至少要喝三杯咖啡。现在压力仍旧存在，他却已经喜欢喝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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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中文版）：和你以前在发动机单独业务条线相比，现在的职位，以及当前的市场环境使你不得不去寻找或者奠定自己的历史定位，无论是在GE这个公司的历史定位，还是在中国现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向伟明：当我决定接手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担任这个职位的人，首先需要对GE非常了解，另外也需要对GE有深厚的感情。因此这对于我来说从来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在接任前，我也事先做了很多的研究、准备，询问了各方面相关人员的建议，也就这份工作的挑战、价值等进行了思考。我一直很欣赏GE现任首席执行官拉里·卡尔普提出的 “迎接世界挑战，驱动高效未来” GE使命，以及他所推广的“谦逊行事，透明领导和聚焦结果”的领导人行为准则。我也一直用此来要求我自己。就我本人的行事风格来说，首先我是一个不断在学习的人，也希望自己能够有不断学习的机会。其次，大家一致反馈我比较谦逊，任何事情我都秉持着开放的态度，此外我非常注重执行力。这几点也是当年跟大卫·乔伊斯合作时他对我的建议。我也非常希望看到通过我的努力，未来GE在中国可以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好的机会。

财富（中文版）：听你描述的几次职位变动，可以感受到也许你本身并不是大家眼中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但是你是大家能想到最好的那个人。你就像救火队长，他们会首先想到你，优先选择你。

向伟明：我认为你的描述是比较贴切的。在中国做了五年市场，两年销售，加上在美国的工作，以及后面回国做ARJ项目的商务负责人，可能当时都找不到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事实证明，我确实能给团队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帮助团队拿下项目，使团队每一步所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不管是在航空部门还是运输部门，给我三个月时间，我都能与客户建立很好的关系。这些是我多年锻炼出来的技巧和能力。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也可以通过学习，掌握一些要领。

财富（中文版）：所以现在离你最初的理想，设计发动机，是更远了还是更近了？

向伟明：我12岁时的理想是设计发动机，虽然没有实现，但如今我在全球最伟大的发动机公司工作，我认为从这一点来说已经超越了当年的愿望。我第一次见到民用飞机发动机是在1993年，带武汉航空的工作人员在GE航空集团的总部辛辛那提做航线维护培训时，当时需要将发动机拆开再组装上。

财富（中文版）：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你收获的最重要一条建议是什么？

向伟明：在我年轻气盛的时候，大卫·乔伊斯告诉我要谦逊。当时有一位客户在开会时总对我们的发动机提出非常刁钻的问题，一开始我还耐心地解释、翻译，但几次三番后我觉得他在找茬，就逐渐失去耐心。当然客户也对我当时的态度产生了不满。后来我自己也对此进行了反思，无论如何他是我的客户。我在接手GE中国之后秉持的也是一样的理念，以中国市场为导向，致力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合作共赢，如果连客户都得罪了，何来的共赢？（财富中文网）

编辑：岳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