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三巨头再次打出政策组合拳，影响几何？

在今天正式宣布降准之前，其实业界早就预测降准在路上了。主要是今年国内金融局势面临很大的压力。最明显的就是国际局势的影响，特朗普上台之后开始的贸易战，将全球金融和贸易市场搅合得一团糟。美股和美元对异动，对人民币和国内金融市场有连带的作用。这种情况下，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可以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更重要的是可以缓和金融市场的紧张情绪，稳定市场。

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降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5年期以上首套房利率由2.85%降至2.6%，其他期限的利率同步调整。国家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表示，近期将加快出台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配的系列融资制度，助力持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态势。

存款利率将会下调 5 至 20 个 BP。
商业银行净息差得以保持稳定，降低了经营风险。
促使大家把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开展投资活动。
现在市场投资路径和资产增值方式有很多，不一定要依赖储蓄存款。
最终目的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让大家在增长中获益。

评今日金融三巨头“史诗级”政策组合拳：货币宽松的边际效用递减与内需激活的制度性突围

一、金融工具的"流动性陷阱"：当降准降息遭遇债务天花板

2025年5月7日金融三巨头推出的"史诗级"政策组合拳，本质上延续了2018年以来"宽货币+宽信用"的政策范式。央行通过降准释放1万亿流动性，叠加降息和结构性工具利率下调，试图复制2020年疫情初期的政策效果。但现实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2025年一季度社会融资增量中，政府债券占比达25.5%，而居民部门新增贷款同比下降9.3%，创2019年以来新低。这种结构性分化揭示出中国经济的深层矛盾——货币宽松的边际效用正加速衰减。

柏文喜老师曾警示的"流动性陷阱"正在成为现实。当家庭部门债务收入比攀升至144%（2025年3月数据），企业杠杆率突破189.7%时，继续降息降准已难以激活有效需求。以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为例，看似惠及购房群体，实则覆盖人群不足20%，且主要集中于体制内高收入阶层。这种"精准滴灌"的失效，印证了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当市场主体普遍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时，利率工具的传导链条必然断裂。

二、供给侧迷思与需求侧塌陷：政策错配的困局解析

当前政策组合存在严重的供需错配。十大政策工具中，6项直接针对企业供给侧（如支农支小再贷款、科创再贷款），剩余4项中仅服务消费再贷款和公积金降息涉及需求端。这种"重供给轻需求"的路径依赖，折射出决策层对经济病症的误判。2024年PPI连续30个月负增长，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跌破75%，昭示着供给过剩已超越需求不足成为核心矛盾。

更深层的制度性矛盾在于财政金融的错位。2025年一季度政府债券净融资同比激增184.6%，而居民消费信贷增速降至6.2%。这种"政府加杠杆、居民去杠杆"的背离，实质是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之争的现实映射：前者主张通过政府支出来填补需求缺口，后者则强调市场出清的必要性。但中国特色的"政策市"环境下，两者叠加导致了更严重的扭曲——基建投资边际效益跌破1.5，而居民预防性储蓄率攀升至34%。

三、收入分配革命的紧迫性：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破解当前困局的关键，在于重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徘徊在38%左右，远低于OECD国家60%的平均水平，其根源在于超额货币沉淀于资本形成领域。2024年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达43.3%，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下滑至55.8%。这种分配失衡导致"生产-消费"的恶性循环：企业为消化过剩产能被迫降价倾销→挤压利润空间→削减工资福利→居民消费能力萎缩。

柏文喜老师提出的借鉴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建议具有现实紧迫性。日本1960年代实施该计划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42%升至58%，消费率同步提升15个百分点。反观中国，若要将居民消费率提升至50%，需实现三个制度性突破：

1. 劳动要素价值重估：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将劳动生产率增速与工资涨幅挂钩，当前两者差距达4.3个百分点；

2. 资本利得税制改革：将金融投资收益纳入综合所得税范畴，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占税收收入1.2%，远低于美国17%；

3. 社会保障平权：将社保缴费率从42%降至30%，释放居民可支配收入8-10个百分点。

四、政策工具箱的重构：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

破解政策效力衰减，需要构建"三维政策框架"：

1. 财政政策结构性转型：将基建投资占比从55%降至30%，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至25%。参考德国"短时工作制"，设立5000亿就业缓冲基金，通过工资补贴替代企业裁员；

2. 货币政策精准化：创设"消费振兴再贷款"，定向支持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参考美联储TALF工具，对汽车、家电贷款实施零利率补贴；

3. 分配制度改革突破：试点"负所得税"制度，对月收入低于5000元群体发放差额补贴，预计覆盖1.2亿新市民群体。

在产业政策层面，需打破"供给创造需求"的迷思。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启示在于：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倒逼本土供应链升级，最终培育出比亚迪、蔚来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这比单纯补贴新能源汽车产业更符合市场规律。

五、制度突围的路径选择：在存量改革中培育新增量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需要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

1. 土地财政转型：试点REITs扩募机制，将土地出让金转化为长期稳定收益，2024年基础设施REITs规模仅800亿，潜在市场规模超5万亿；

2. 金融供给侧改革：推动商业银行向"投行化"转型，设立2000亿科技银行专项资本，专注支持硬科技企业；

3. 分配正义重建：建立"三次分配"数字平台，将慈善捐赠、税收优惠与企业ESG评级挂钩，2024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额仅GDP的0.16%，远低于美国的2.1%。

这种改革必然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但历史经验表明，1994年分税制改革曾释放出惊人的制度红利——当年税收占GDP比重从10.3%升至10.7%，却开启了20年高速增长期。当前需要的正是这种刀刃向内的勇气。

结语：在制度重构中寻找确定性

当全球央行陷入"降息-通胀-加息"的政策死循环时，中国需要跳出传统框架，构建"内需主导型"增长范式。这不仅是应对特朗普关税战的权宜之计，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柏文喜老师强调的"货币纪律"与"财政刚性"，本质上是对制度重构的呼唤——唯有打破"土地-金融-财政"的三角循环，建立"劳动-消费-创新"的新三角，才能真正激活14亿人的内需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政策需要从"救市工具"进化为"改革杠杆"，在存量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培育增长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