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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比尔·坎贝尔

Adam Lashinsky 2016年04月29日

我可能永远也说不清他为什么不愿被视为成功人士,因为他也会回味自己的成就。私下里,他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你知道他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所扮演的角色,比如在亚马逊羽翼尚未丰满时巩固了贝佐斯的位置,或者在谷歌尚未称霸市场位置时捍卫埃里克·施密特的领导角色。


 

我对比尔·坎贝尔的记忆始于1997年,那时我刚到硅谷。作为《圣何塞水星报》科技板块专栏作家,我和时任Intuit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坎贝尔见了面,并在这一小时里相互了解了一下。随后我开始撰写一个系列专栏文章,内容是科技公司采用晦涩的做账方法来修饰业绩。这个系列的名字叫《研发进行时》。这样的题目只会吸引会计师、认真的报纸专栏作家以及注重细节的高管。

具体细节我记不起来了(坎贝尔总是能记住这些),但我相信我在这个系列中敲打了Intuit,说它在玩这样的会计把戏。坎贝尔异常愤怒,但又因为这样的挑战而兴奋不已。巧的是,就在那时我跟一位后来上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哥们到帕拉奥图市欢度周末。我们通常会去一家名叫Old Pro的酒吧,它在一幢好像飞机库的建筑里,靠近俄勒冈高速公路和皇家大道的交叉口。我说巧的原因是当时我不知道这也是坎贝尔常去的地方。他会在下班后跟朋友们在那里喝啤酒,当“酒吧凳主教”是他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他会坐在那儿放声大笑,高谈阔论,也会说脏话。他飙脏话的样子啊,就像人们常说的喝醉了的水手,绝无一丝愤怒或恶意。他吐脏字是为了庆祝,为了加重语气,为了活跃气氛。

后来,坎贝尔和朋友麦克·霍默买下了Old Pro,目的是帮入不敷出的老板摆脱困境。在那个晚上,我很不合时宜地去跟坎贝尔打了招呼,他马上就把我介绍给他的酒友们。我也把我的哥们介绍给他。对于我认识伟大的比尔·坎贝尔这件事,我这位哥们略感震惊。另一件让他吃惊的事可能就是在一团和气之中,在觥筹交错,人们侃侃而谈之际,坎贝尔非要说说我的《研发进行时》,并且辩解说Intuit没干坏事。坎贝尔还告诉我,一位初出茅庐的地方报纸专栏作家有胆子写这种枯燥但重要的会计问题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话他后来还说过几次。

在那时的坎贝尔看来,我已经引起他注意了,而且他永远也不会让我忘了这一点。

加入《水星报》之初,我坚持把坎贝尔的名字写成威廉·V·坎贝尔,让他感到乐不可支。本周一,坎贝尔与世长辞,享年75岁。说他是最伟大的人之一实在过于老套。他是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佐斯、约翰·多尔和拉里·佩奇等人的导师,他也教导过无数不那么重要,不那么有权利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就像是我的私人参谋。我决定离开《水星报》转而加盟金融资讯网站TheStreet.com后,坎贝尔就成了我的咨询师、顾问加教练。在随后的很多年里,他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甚至包括我未能实现的职业历程。

在那些年里,坎贝尔告诉我了很多我无法以记者身份处理的东西,这让我一直觉得他不怎么能给我提供消息。他是硅谷最有权力、最受信赖的高管之一,是潜在的信息宝藏,是苹果公司的董事和谷歌的顾问,我却几乎没有报道过他都告诉我了哪些东西。相反,我们总是一起痛饮,聊天取乐。坎贝尔总是问我的妻子怎么样了,他很关心我妻子的事业,就跟关心我的一般无二。我女儿的事情总是让他很开心,绝对地开心。作为两个孩子的慈父,他总是对我大加赞赏,随后还会很严肃地提醒我,记住自己是个父亲是多么的重要。

坎贝尔还挺八卦的。他觉得我值得信赖,所以会跟我说一些非常搞笑的事,都和他认识的人有关。虽然他总是笑呵呵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跟坎贝尔交上朋友。自大的、爱吹牛的和刻薄的人不受坎贝尔待见。如果得到了认同,坎贝尔就会成为你最忠实的朋友。不论你问起与否,他都会拿起电话,告诉你他对你所做的事有何看法。此外,他还会在别人面前挺你。

我猜和很多人一样,我只是了解坎贝尔的某些点滴,那些专门留给我的点滴。我从没像他的老朋友那样跟他一同坐飞机回匹兹堡。我从没见过他在青少年橄榄球队当教练。我从没在纽约见过他,在那里,他在自己钟爱的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董事。每隔几个月我都会跟坎贝尔一起喝几杯啤酒,或者是在新的Old Pro酒吧(坎贝尔和霍默把它搬到了帕拉奥图市中心),或者是在门洛帕克市的Dutch Goose酒吧。黛比·布鲁克菲尔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坎贝尔的助手,也是坎贝尔及其行程计划的有力保护者。她总能为我们找到合适的见面时间和地点。霍默2009年去世,此前我们会在一起喝酒,再加上如今成了风投资本家的兰迪·科米萨尔。那时他们都在一家名叫Go的公司工作。这家注定要失败的公司打造的产品成了iPhone 的前身。如果大家想知道硅谷是怎么回事,可以读读1995年出版的《初创公司》(Startup)这本书,它按时间顺序清晰地记录了Go的兴起和衰落,以及和坎贝尔一同在这家公司工作的那些杰出人士。这本书的作者杰瑞·卡普兰正是Go的创始人。

就像我在一篇报道中提到的那样,2014年退出苹果董事会后,比尔·坎贝尔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人,在灰色地带不停地游走。他把史蒂夫·乔布斯视为最亲密的朋友,并在苹果当了17年董事。然而,对于停止向拉里·佩奇等一众谷歌管理者提供建议的要求,他一直顽固地拒绝,甚至是在谷歌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的情况下。他积极地避开外界关注的视线,几乎不接受采访,通常只会在他打算帮助的CEO提出请求时开口讲话。我曾苦苦央求他让我写一个口述系列回忆录,记录下他的故事,核心原因是这是硅谷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他一口回绝了我的建议,而且我相当肯定,他在表达反对意见时还爆了一两次粗口。今天,对坎贝尔的形象刻画的最出色的报道当属詹妮弗·莱因戈尔德2008年在《财富》杂志上发表的特写文章。

我可能永远也说不清他为什么不愿被视为成功人士,因为他也会回味自己的成就。私下里,他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你知道他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所扮演的角色,比如在亚马逊羽翼尚未丰满时巩固了贝佐斯的位置,或者在谷歌尚未称霸市场位置时捍卫埃里克·施密特的领导角色。

到此我可能已经写的太长了,但跟比尔·坎贝尔在一起就是这样。总是能再喝一杯啤酒,再讲一个故事,最后再给一条中肯的建议。

比尔·坎贝尔经常拥抱别人。但那不是今天硅谷的App经济创业者之间流行的“兄弟式”单手抱,也就是用一只手在对方背上揉擦。那是有力、体贴而且充满活力的熊抱,它会让你感受到坎贝尔对你有多关心。他温暖地拥抱过无数的人。一位真正的教练,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不断提醒着众多友人和仰慕者,生命和事业都很严肃,但也有无穷的乐趣。这就是他留下的精神。

译者:Charlie

审校: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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