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主张“守静”，但是，人生在世，又无时不是以“动”为特征，那么人怎样才能做到守静呢？老子提出的基本主张，就是“不欲以静”（《老子》第三十七章）。其道理在于，人生的一切活动都是以私欲为基本的支点，因此，如果人祛除了私欲，完全顺从自然，便会回归到本初之静的状态。

    本人在本刊4月下半月刊的专栏文章中曾经约略提到，老子所说的“静”，主要含义不是一般意义的“静止”，而是与有欲、有为相反的无欲、无为，也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自然状态。这种思想在魏晋玄学家王弼那里有进一步的发展。他释老子“归根曰静”为“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老子》十六章注），并进一步指出：“动复则静，行复则止，事复则无事”。意思是，动而反复则归静，行而反复则归止，事而反复则归于无事。这是说，静不仅是根本的，而且是绝对的。

    老子创立的“不欲以静”的思想在后来影响深远。北宋周敦颐（号濂溪）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主静”说。周在《太极图说》中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据此表述，太极是动静的实体，也是阴阳的母体，无太极则无动静，无动静则无阴阳，阴阳之源为动静。周敦颐看到了动静之间互相依存、转化的关系；他还把动静区分为“神”和“物”两种类型，认为前者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即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后者则是“动而无静，静而无动”，即单纯的动和单纯的静。

    周氏《通书》“动静第十六”是这样说的：“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 这里所谓的“物”，是经验事物的说明，而“神”则是超越经验事物的说明。

    我们可以详细地来看一下这段话：“动而无静”可解作人的欲念“一动便不能止”，今日希望得一百元，明天希望得一千元，欲望延伸直至无穷，这是“动而无静”。但若人懒惰不动，不愿动念，也就不能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这就是“静而无动”。但若依道而行，人心奋起向上，静而可动，又能因应事物而做出适宜的行为，而不会作无尽的追求，这样就会动而可静。所以濂溪说：“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即是说，在经验事物上，动与静是矛盾的，不可互通，但在超越经验之后则可动可静，变化无穷。这里的超越经验，其实指的是“诚”——人的一种超然的绝对至善的本性，它从乾元阳气中获得，是一切道德的根源。“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也”（《通书·诚上》）。

    除了老子，从周敦颐的思想文化前提也可看出《易传》和《中庸》的影子。“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说卦》里的一句话。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引述了这句话，并且呼应着这句话中的“人之道”，说“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自注：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立人极焉”。 这段话概括了周对人性问题的基本看法，也包含了其道德修养论的基本主张。

    此基本主张有二：一曰“主静”，二曰“持中”。 周既指出了圣人之道，又提出圣人是可学的。他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要学做圣人，首先要做到“一”。“一”就是不要有任何欲念。做到了“一”，内心就成了“虚静”地，这样，人就能明白透彻地认识事物，思想开阔，便可进入“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的人格道德境界。

    周敦颐认为，中和中正的道德境界是最高的人生境界。通过“主静无欲”，至诚明，至神妙，操守中道，而求人生之极。这与《中庸》中的思想是一致的。《中庸》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人极”即人道，如果“太极”是天道，则“人极”便是人道，为人之道在“主静”，此即周濂溪所强调的工夫境界。

    程颢和程颐继承周敦颐的思想，认为“性静者可以为学”。 朱熹又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当他回答学生提出的“存养多用静否”问题时，明确说：“不必然”。他认为，“事物之来，若不顺理而应，则虽块然不交于物以求静，心亦不能得静”。其实，“动时也有静，顺理而应，则虽动亦静也”。所以，他主张在修养上应当“动时也做工夫，静时也做工夫”，“当动而动，当静而静，动静不失其时，则其道光明矣”（《朱文公文集·答许顺之》）。朱熹的这些论述比周敦颐进了一步。但根本上，朱熹仍然强调以静为本，如：“静者养动之根，动者所以行其静”（《朱子语类》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