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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败在城市

中国成败在城市

亨利·保尔森 2014-02-10
编者按:中国该如何建设可持续性城市,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为此独家建言。他指出,最急需改革的事情是打破户口限制,制定正确的城市落户政策。
延伸阅读:如何让城市的发展“可持续”?
图片提供:Gred Girard

将城市居民变为消费者

    中国的领导人还需要改革和加强社会安全网络。无论是居住在城市还是准备迁往城市的中国人,大多储蓄过多和投资不足。这是医疗和退休养老改革不完善,以及普通公民缺少投资机会造成的。加强城市的社会服务,并将农民工纳入同样的体系当中,将有助于减少预防性储蓄,拉动消费支出和私人投资。

    中国已经着力扩大医保范围,包括在2009年启动的一项重大改革,目标是扩大医保对全国城市和农村家庭的覆盖。但是,对于在城市的非正规劳动力来说,虽然他们也在城市工作,却享受不到大多数城市就业者所享有的、基于用人单位的服务。由于没有户口,他们甚至没有资格领取由当地市政府发放的社会福利。而城市福利要远高于农村福利。

    简言之,如果没有对中国福利制度的平行改革,户口改革只能解决部分消费谜题。中国需要降低高额的“准入成本”,成为以城市消费为主的国家,并创建一个更加完整与均衡的国家医保体系。中国的确有一个国家级的社保基金,但资金严重不足。解决这个不平衡问题需要付出高昂成本,在政治上有难度,但中国要想成功地实现城市化,就必须解决它。

治理市政财务

    第三类急需的改革是治理有缺陷的城市财务系统。这一系统助长了债务、腐败和异议者。

    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债务是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各地市长缺乏控制预算和事后问责的权力,却要承担起执行中央政府政策指令的任务。各地市长几乎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只好强征城市郊区的土地——有时向土地占有者支付非正常市场的价格,再把土地以高价转卖给开发商。这种有问题的敛财方法不仅助长了腐败,还导致不断出现不可持续的建设项目,既破坏了环境,也影响了市容。毫不奇怪,这些项目是中国社会抗议活动的主要根源,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与环境有关的抗议活动。

    为了克服这些财务弱点,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让城市预算变得透明,让市长们可以问责,并将税收权力直接下放到城市。没有这些改革和透明的市政财务报表,中国将在其城市化进程中遇到严重的融资困难。

加强城市规划

    最后,中国还需要更具创新性的城市规划和考虑更为成熟的设计。如果中国城市一开始就规划有误,接下来的任何挑战都将变得更加困难。为了满足城市中产阶级对生活质量的期望,未来的城市必须认真考虑能源效率和环境可持续性。

    令人窒息的交通和污染困扰着中国的许多大城市。这些环境灾难的影响经常超出中国本土。专家们发现,在2010年,美国西海岸的地面空气污染中,来自中国的肮脏空气占到了20%。而在当时,中国汽车保有量还仅为每千人60辆。想想看,当中国的汽车接近欧洲的每千人400辆时,会是什么样子,到时私人轿车将超过5.5亿辆。

    另一个例子是建筑。大楼是出了名的能源消耗大户,今天,每座公寓楼的寿命周期至少有几十年。若建设小型居民区,拥有多用途的街区,并拥有便捷的公共交通,将能够缓解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后果。更好的建筑法规和可持续的建材也能帮助缓解。这样的“宜居城市”将给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之间带来平衡,改善空气质量,还可能缓解交通拥堵。

执行

    中国政府的计划表明,它完全理解它所面对的问题的广度和紧迫性,但改革将面临既得利益者的抵制。中国需要跟改革的质疑者斗争,它知道自己目前没有相关机构和法律规定,去执行它的新政策。

    中央政府需要一个针对各地市长的绩效评估体系,给他们适当的激励,去执行他们的新城市化政策。另外,对于煤炭、石油等碳密集型商品应该征收环境税,这对于限制污染尤其重要,但是,环保部的执行能力还有待加强。

中国的城市化与世界

    目前,中国与美国政府、其他国家、大公司、非营利机构(包括我本人的研究院在内)的合作正在给它带来它急需的工具,帮它确定城市建设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采用目前更好的基建方案。这些工具有:介绍各国政府领导人的可持续实践,向公众宣传环境问题,为中国的城市规划者提供专业化培训等。

    这终将是所有各方共同的责任。为了我们的环境和全球经济,我们都需要中国的城市化获得成功。(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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